那时曾多次在北较场受到蒋介石约见的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司令陈克非，在1962年发表回忆文章时，也多处指明蒋介石是在8日离开成都的。前面已提到过的地下党“留蓉工作部”在时间相距刚一个月的《策反报告》中，也是白纸黑字地写着12月8日，蒋匪离蓉。”笔者在访问当时被挑选出任“捉蒋敢死队”的队员们时，他们也无不惋惜地说：“我们计划是在10日左右晚上行动，可是蒋介石提前在8日跑了。”然而，“8日”之说显然是错的，这在本文前面已有表述。

　　“10日”之说，较为普遍流行，主要有12月11日的《新新新闻》报，文载：“蒋总裁离蓉飞台”，具体时间是10日中午12时30分。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1965年的回忆文章中亦说是十日，具体时间是早饭后不久，他说那天黎明他刚准备躺下睡一会，忽得知蒋介石要走了，他立即驱车赶到凤凰山机场送行，与蒋介石说了几句话，蒋的座机便升空飞走了。

　　熟悉成都附近地形的人知道，从北较场到凤凰山机场，小车行驶充其量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按王陵基的说法，蒋介石起飞时间不会超过上午九时。而据另一当事人蒋经国的“日记”称，他们蒋氏父子是于10日下午2时从凤凰山机场升空飞台的。其它一些文章所载“10日”之说，便多是源于以上“一报两人”之文，但在具体时间上，三者又不相一致，究竟谁是谁非呢?同是蒋经国的“日记”，在11日却是空白，而在12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昨尚在成都”，这个日昨与昨日是没有根本区别的，说明蒋氏父子11日还在成都。

　　另据许多回忆文章载，蒋介石是在听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通电和驻宜宾的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的起义通电后，才决定离开成都的。蒋经国在10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着：“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六处处长徐文山回忆说：“蒋介石在成都听到郭汝瑰在宜宾起义的消息，气得捶胸顿足。”那么，刘、邓、潘和郭汝瑰的通电起义时间究竟是在何时呢。

　　档案史料证明，刘、邓、潘的起义通电所署时间是12月9日，但是，通电发出的时间却是十一日深夜，据当事人称，之所以时间不署11日而署9日，是为了表示不落后于在9日通电起义的云南卢汉，关于此事已有专门文章论述。这也就是说，蒋介石若得知刘、邓、潘的起义通电，最早也得是12日凌晨的事。由此可见，蒋经国的“日记”正如本文前面多处列举，在日期上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特别是对照档案史料看，蒋经国在写到这一段时好像总是在隐瞒着什么东西。

　　关于郭汝瑰的正式通电起义时间，经考实查证，也不是过去一些文章所说的9日或11日，而是12日，这有当时解放宜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的战斗日志和战史为证；“我军主力进抵宜宾后，野司电令我军与其接洽谈判，该军于12月12日12时通电起义。”这又说明，蒋介石若得知郭汝瑰部起义的消息，最早也得在12日下午，那他的离蓉时间也显然是在12日之后。

　　刘文辉的第24军代军长刘元在1984年12月6日写的《国民党二十四军起义概况》(载成都军区《党史资料》1985年第1期)中写道：“刘、邓、潘宣布起义后，十三日蒋介石就仓皇逃到台湾去了。”参谋长杨家祯在1984年底《国民党二十军起义始末》中也写道：“刘、邓、潘宣布起义后，蒋介石感到绝望，就于十三日飞逃台湾去了。”时任成都警备司令的严啸虎，在1962年的回忆文章中对1949年12月逐天排序记事后写道，“蒋遂于13日飞逃台湾”。以上种种迹象也表明，蒋介石在13日之前，仍住在黄埔楼内，等待着国际、国内形势能有个转机，但这个转机却始终没有到来。此日深夜，实已是12日凌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起义通电传入黄埔楼。通电如雷贯顶，惊得蒋介石从床上跳了起来。通电开篇写道：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贼介石盗取国柄二十余载，罪恶昭彰，国人共见。……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坦白陈词，敬维垂察。”通电中开头“蒋贼介石”几个字，更是惊得黄埔楼内所有听到这一消息的人为之瞠目结舌。

　　晨曦中，已闻远处传来隆隆解放炮声，蒋介石瘫倒在床上。

　　解放大军的“铁扫帚”终于扫到了成都，蒋介石及其侍从人员不得不作出了马上离蓉的决定，着手在选定具体时间等技术细节上绞尽脑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