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上台后，调整台海巡防政策成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举措之一。然而，此举对台湾当局来说却极具震撼力。目前，学界考察此事件对中美关系解冻尤其是对台湾当局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主要依据最新解密档案和文献对这一事件进行详细的梳理和解读，进而考察其对中美关系以及台湾当局与美国关系的影响。

　　一、美国台海巡防政策的调整

　　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游弋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1954年12月2日，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这一条约，美台订立了“乐成联盟作战计划”（以下简称“乐成计划”）。据此，美国第七舰队的两艘驱逐舰（第72机动舰队）开始在台湾海峡执行固定巡逻任务，虽然其作用主要是象征性的，［1］但对台湾当局来说，它不仅象征着美国承担协防台澎的承诺，而且是台美关系的“纽带”和美国对台政策的“风向标”，对台湾当局的影响不言而喻。

　　台海巡防政策的调整源于美国197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削减。早在1969年6月，美国预算办公室主任罗伯特·麦由就考虑削减国防部经费100亿美元，遭到国防部部长莱尔德的反对。［2］9月，美国政府最终决定削减国防经费30亿美元。按照这一要求，美国海军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削减超过100艘的舰艇。［3］

　　1969年9月11日，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沃伦就台海巡逻问题表示，“各种预算削减会产生政治影响，他们已提前与个别国家商谈”。［4］9月15日，莱尔德向尼克松汇报，表示他已指示军队削减1970财政年度的预算支出并已同意海军提出的军事削减计划，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将派军舰进行间歇性巡逻，［3］撤出原来在台湾海峡执行固定巡逻任务的两艘驱逐舰。随后，美国国务院和海军部拟成致美驻台“大使馆”和驻台“防卫司令部”的电报。同时，美国也在考虑这一调整对台湾当局可能造成的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乔纳森·豪在9月18日给基辛格军事顾问黑格的备忘录中反对改变台海巡防的部署：“它（指驱逐舰——笔者注）的撤出将会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这封电报并不能掩盖此决定对我们与北京的关系所具有的含义，而且我认为蒋介石也不会毫无反应地接受这样一种削减”。［5］因此，在这封计划发往台北的电报中，除了通知调整台海巡逻政策外，为缓解台湾当局由此可能产生的安全忧虑，电报首先作了几点补充说明：一是此种变更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台湾防御承诺的任何改变，也不会影响第七舰队执行防御任务的能力；二是第七舰队仍停泊在原来的港口；三是美国将会对台湾当局购买水面舰艇的要求给予积极回应，但并不同意其购买潜艇的要求。［3］（pp. 89～90）其次，电报要求美驻台“代办”与驻台“防卫司令”在告知台湾当局这一决定时要强调巡逻只是第七舰队活动的一个方面，其他活动如研究与侦查人员的“访问”及第七舰队司令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定期通话会照常进行。电报指出，蒋介石可能会把美国在台海巡防政策的变更解释为国务卿罗杰斯违背承诺，由于罗杰斯在8月“访台”时曾向蒋介石保证：尼克松“没有撤出第七舰队的任何意图”。因此，在告知台湾当局这一决定时要特别强调预算层面的特殊重要性。再次，在综合考虑这一决定时，美方承认这将会增加台湾当局对美国对中共政策可能发生重大改变的担忧，但上述补偿性的因素将会减缓台湾当局对其安全利益的忧虑，美台根本关系不会发生改变。基于此，电报要求美驻台“代办”和驻台“防卫司令”尽早约见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告知这一决定，并强调这一决定的军事性质。［3］（pp. 89～90）9月23日，这封名为《台湾海峡巡逻变更》的电报由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联名发往台北。11月1日，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再次联名要求美驻台“官员”告知台湾当局美国的意图。［3］（p. 90）然而，直到11月8日，美方才正式将这一决定告知台湾当局。美国为何要延迟实施这一举措呢？

　　众所周知，尼克松上任后欲积极改善对华关系，并于1969年7月21日放宽了对华贸易禁运和美国公民赴中国大陆旅行的限制。7～8月，尼克松曾请求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和法国等国领导人向中方转达美国想改善关系的愿望，并希望能重启与中国的对话。9月9日，尼克松和基辛格在白宫召见回国述职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赛尔，要其私下向中方传递美国非常有兴趣与中国进行磋商并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3］（pp. 80～81）此时，美国调整台海巡防政策无疑是向中国展示其诚意的绝好良机，美国政府也确实看到了这一举动在改善对华关系中的重要意义。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在一份题为“对中国政策的下一步”的文件中提到，中共在评论美国时的语气有所缓和，并表示已注意到美方在贸易和旅行方面的举措，但中方认为这些还不够。美国国务院认为，中方强调美国必须在台湾问题上有所作为，这可能只是要求美国做出一些象征性的姿态，如从台湾撤出少量部队或从台海撤出巡逻舰，也可能是要求美国完全撤出台湾。“我们可尝试利用从台湾海峡撤出两艘巡逻舰的机会来改善中美在华沙或其他地方会谈的气氛”。美国国务院还建议，即使蒋介石做出反应，这一决定也不应改变，但应告诉中方，美国此举只是因为预算的原因，但允许中方“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不管中方做出何种象征意义的解读，美方可以在这一背景下将重启美中会谈的建议传递给中方。如果此举能为双方恢复接触提供机会，那它也可为此提供“所需的助力”。因此，在“停止固定巡逻”的日期确定后应尽快实施这一举措。［6］

　　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为与中方接触寻找机会与途径。10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何志立就“美国对北京的主动行为”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提出，可以向中方传达美方将采取的几点举措，包括进口控制和护照规定、不与苏联合作对付中国及在台海减少或撤出巡逻驱逐舰。［3］（pp. 104～105）此外，10月9日，美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中的三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克拉夫和霍尔珀琳联名致信基辛格，建议美国应该对中国依次采取下列新步骤：从台湾海峡移走美国驱逐舰、放宽贸易限制及启动新的美中大使级接触，并认为第一项措施是美国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向中共展示其更加灵活姿态的重要信号，且不会削弱美国协防台湾的承诺。［7］

　　10月10日，基辛格告诉巴基斯坦信息与国家事务部部长舍·阿里与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表示巴基斯坦可以非正式地告诉中方，美国将从台湾海峡撤出两艘驱逐舰的意向。［8］10月16日，基辛格在致尼克松的备忘录中说，他已通知巴基斯坦方面，如果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见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可以秘密地告知中方，美国准备撤出在台湾海峡的两艘驱逐舰，但同时应该保证中方不会误解，即美国对台湾防务承担的基本义务并没有变。［9］尼克松不仅对此表示赞成，而且还表示要打开对华贸易的可能性。［3］（p. 108）

　　然而，由于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叶海亚·汗直到11月5日才回到巴基斯坦。叶海亚·汗回国后立即约见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转达美国有兴趣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及美方打算从台海撤出两艘驱逐舰的打算。［10］美国一再延迟将这一决定通知台湾当局，其用意是想让中方先知悉这一决定，以达到向中方释放善意的最大效果。

　　二、台湾当局的反对与交涉

　　11月8日，美驻台“协防司令”通知台湾“国防部”：美方拟自11月15日起将固定巡逻台湾海峡之美第七舰队所属之第72机动舰队驱逐舰两艘撤回美国（但仍保留该机动舰队司令），另由第七舰队（尚有军舰28艘）对台湾海峡进行不定期巡逻。［11］在接到美方通知后，蒋经国迅即转告蒋介石。蒋介石认为：“美政府预告我国防部将停止其第七舰队巡逻海峡工作并对记者询问时声明此为调整任务之举的报告殊为可痛，此无异放弃其保卫台湾海峡安全而又强迫我撤退之阳谋。美诚不可靠也。”［12］

　　翌日上午，蒋介石即草拟对美答复要点并在下午加以修正，指出美军巡视台海系根据台美《共同防御条约》所订之“乐成计划”，停止巡逻无异于第七舰队自台海撤退，将促使中共进攻台澎金马，加重东亚局势，断然反对。［13］11月10日下午，蒋介石召集“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严家淦、蒋经国、“国安局秘书长”黄少谷、“代理外交部部长”沈剑虹、“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研究商讨对美交涉方针以及台湾当局的立场。［14］经研究决定，台湾当局具体的反对意见由沈剑虹于11月11日约请美驻台“代办”阿姆斯特朗及美驻台“协防司令”，“开诚研讨并告以可能发生之不良后果”。［15］同时，蒋介石指示：“一、美停止海峡巡逻之交涉应电告魏、周；二、‘停止巡逻’改为‘减少巡逻次数’之解决办法；三、勿使美对外发表特令共匪知道与误解为第一要旨。”[2]11日，蒋介石再次指示蒋经国对“美停止海峡巡逻不能同意”。［16］

　　11月11日，沈剑虹和马纪壮召见美驻台“代办”及“协防司令”，指出美舰巡逻台湾海峡为“乐成计划”双方海军任务分配之一部分，此次美方拟议等于变更计划规定，必被中共发觉，将予其以袭击之机会，且对台湾外岛军事补给构成威胁；从政治观点论，美方继放宽禁运及赴大陆旅行后，又计划恢复华沙会谈，现更作此一决定，势将使外界认为美对台政策将有变更；此举倘导致中共进攻而使台湾舰艇有所损失，美方前有补偿之承诺，且须增派舰艇前来，所费远较维持两固定巡逻舰为巨。因此，此举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属得不偿失，盼美方能重新考虑，维持现状，并与台湾当局先行商谈替代方案。同时，台湾当局请求美方勿以11月15日为预定撤舰日期，且勿变更空中巡逻之安排，在双方对此事未达成协议前，美方不单独发布新闻。对此，美方回应指出，本案之主旨为撤退两艘固定巡逻舰，但仍维持负责海峡巡逻之第72机动舰队特遣指挥部，第七舰队将不时派舰前来台湾，所不同者仅将固定巡逻改为间歇性巡逻。美方亦承认此举对台湾当局负责巡逻海峡之舰艇而言将增加负担和困难，无法不使中共侦悉，但可安排使中共无从利用空隙而行动。美方亦不拟主动公布此一决定。［17］谈话结束后，沈剑虹和马纪壮立即将会谈经过情形报告蒋经国。［15］

　　显然，台湾当局的策略主要以美方此举违反“乐成计划”且可能被中共侦悉，并可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引起严重后果来劝说美方暂停此计划。台湾当局未曾想到美方已提前将该计划秘密告知中共，作为美国展示其对华友好姿态的重要举措之一。11月12日，魏道明携周书楷在华盛顿拜访罗杰斯，再次提出台湾当局的交涉意见和理由，并强调此决定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民心尤感不安，将多揣测，引起误解。魏道明敦促美方重新考虑这一决定。罗杰斯强调这一决定仅是出于预算的考虑，并保证此举绝不涉及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也不影响美国对台防御承诺。罗杰斯坚称此举经高层决定，不容否决。魏道明称，“此为技术安排，与否决高层决定无关”。罗杰斯答应再行研究。［18］

　　11月13日午后，美方通知台湾当局，美国政府决定自15日起将两舰撤回，此项决定纯系全盘裁减海军舰艇计划之一部分。不过，美驻台“代办”指出，此项决定绝不代表美国协防台湾之承诺有任何变更，中共也不致误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有重大改变而有军事行动，且美方也决不主动发布新闻。美驻台“代办”还称，“乐成计划”并非明文规定两艘固定巡逻军舰，故其撤回无须美台间协商同意。对此，沈剑虹回应道，美方之答复非常遗憾，负责巡逻之两舰问题不在“乐成计划”内有否明文规定，而确系涉及协防精神。目前双方尚未协议另作妥善安排之前就撤回两舰，势将海峡巡逻形成空隙，至盼美方勿以15日为撤舰日期。美驻台“代办”表示，愿将台湾当局所陈代为呈报，但暗示此事系高层决定，改变可能性很小。［19］随后，沈剑虹和马纪壮将谈话内容报告蒋经国，蒋经国指示：本案是政治问题，应将详细经过情形报告蒋介石。［20］

　　美方不妥协的态度让蒋介石甚为忧虑，他痛斥尼克松“专心要与共匪妥协以出卖我政府的计划毕露无遗，我当如何力求生存以打破美国牺牲盟邦之惯技，应彻底研究对策”，并“严令金、马准备敌人之空袭与空降为要”。［21］蒋介石还召集严家淦、张群、黄少谷等商讨对策，最后决定“直电尼氏要其先令取消停止命令，再商妥善替代办法”。［22］蒋经国在会后听取“参谋总长”高魁元对美方撤舰后需采取的一切措施的报告。［23］显然，台湾当局非常担心美国采取此举可能造成的军事后果。

　　随着撤舰日期即将到来，美方依然不为所动，台湾当局遂采取要求美方推迟实施的策略。11月14日，蒋介石致尼克松加急信件，表示对美国海军计划从11月15日起停止在台海的固定巡逻“极为不安”，希望尼克松立即下令延迟实施这一决定，以便为双方留出足够时间交换意见，制定出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案，并表示随后将再以信件的形式详陈其观点。［24］何志立在收信后立即转告基辛格，建议基辛格告诉周书楷：可保证迅速向尼克松转达蒋介石的信息，但不应提供任何使周书楷认为可能改变决定的内容。［25］

　　为使美方推迟实施此项举措，11月14日下午，周书楷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拜见基辛格，表示倘美方如期执行，势将立刻引起政治及军事两大危机，此举不仅将在台湾引起谣言、推测及恐慌，而且将予中共以极大诱惑，鼓励其在军事上进行试探，进而发生大规模冲突，届时美方再求补救，代价更大，故盼美方能维持现状，立刻下令延缓执行期限。基辛格表示，此事由于紧缩预算而起，绝无改变基本政策之意向，并强调尼克松对新朋友尚不愿意背弃，更无任何理由背弃老朋友。基辛格称，目前报道渲染美国对中共的种种措施，其实是离间中苏关系而作技术之运用，盼勿过滤。最后，基辛格允诺，翌日当再以电话证实国防部之延期决定。［24］

　　在会谈期间，基辛格通过电话与莱尔德短暂讨论了周书楷的来意。莱尔德指出，此举是美国国务院对中共行动之一部分，台湾当局则把这一决定等同于美国对中共新的政策。基辛格则表示，在尚未协商的情况下，两艘驱逐舰可以暂缓两三周撤离，他尚未有机会与尼克松讨论此事，并指出要强调这是削减预算所致。莱尔德表示不应该让台湾当局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商量的问题。［26］当天晚上，基辛格再次与莱尔德商讨此事，并暂时做出了折中的决定。［27］11月15日下午，基辛格通知周书楷，美国将另派两艘军舰代替原来两艘驱逐舰进入台湾海峡作为过渡，为期五天（即16～20日），以等待现在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帕卡德与蒋介石讨论的结果。在此期间，美方将做出这两艘军舰是否停留更长时间的决定。［28］

　　与此同时，帕卡德和美国太平洋总司令麦凯恩正在台北与蒋介石和蒋经国进行会谈。11月15日，蒋经国首先与麦凯恩举行会谈。下午，蒋介石对帕卡德和麦凯恩说明“美舰不能停止巡逻之关系与加强亚洲盟国防务军力以减少美国负担之理由”。［29］会谈中，蒋介石对美国撤销第72机动舰队一事表示忧虑，希望美国不要忽视中共战机数量不断增加以及中共潜艇数量日增的危险。［30］蒋介石还指出，美国终止台海巡逻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中共会隔离并攻击台湾外岛，进而攻击台澎，台湾当局将会尽全力抵制这种攻击，这将导致长期战争，美国将以巨大代价卷入其中。帕卡德和麦凯恩则向蒋介石解释了美方撤销在台海固定巡逻的计划，强调美国撤销固定巡逻的目的是为了退役两艘老旧的驱逐舰，建设更现代化的海军。［31］帕卡德在向美国政府汇报时说，蒋介石已经接受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逻辑。随即美国国防部在16日签署命令，执行原有计划，结束巡逻。［32］

　　蒋介石在接到报告后认为，“白宫季辛吉（指基辛格——笔者注，下同）突告其停止巡逻海峡日期，尼氏决改于二十日为止，此乃尼氏对我之恶劣态度又一次变卦与表示也”。［33］随即，蒋介石急电周书楷转告白宫，帕卡德与麦凯恩“访台”时提及第七舰队巡逻台海一事，可并未商定具体计划。麦凯恩已另订新计划，但尚未提出并与台湾当局商讨。在新计划未实施前，美国派两艘军舰应继续执行其规定之巡逻任务，请勿以20日为止。［34］显然，双方对谈话内容的理解有出入。

　　此后，蒋介石更加重视致尼克松专函的作用，因为他认为美国同意将此项决定的执行延期五天是他急电尼克松私人信函的结果。［35］11月17日下午，蒋介石斟酌致尼克松专函达两个小时，但同时认为“明知尼克生（指尼克松——笔者注，下同）卖友谄共政策已定，无法改变，但不能不尽我心力与人事。惟上帝与正义在我方，尼虽狡毒其如天理何？”［33］这封长达23页的专函经张群和黄少谷核议，并经宋美龄修正后，19日下午蒋介石予以签发，并派专人携带这封专函立即前往华盛顿。［36］

　　在专函中，蒋介石首先就美军在台海从事间歇性巡逻一事指出，间歇性巡逻便可能诱使中共乘间歇之隙以扰乱台澎间以及台湾与外岛间之交通，影响台澎金马之防卫，引起台海乃至西太平洋冲突与灾祸。其次，蒋介石认为，由于受到中共的“威胁”，台湾当局必须具备适当之防卫力量，才能予以有效之吓阻。再次，蒋介石认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战略极为正确，并夸大所谓中共“威胁”，美国唯有采取对越南之办法，予亚洲各国以训练与装备，尤其要援助受中共“直接威胁最大与最接近的台湾地区”，使其有自卫能力，才能阻止战祸蔓延，减轻美国人力负担。蒋介石强调，制海权和制空权均不在台湾当局，台湾当局的战力不足以保卫台澎金马，以此为由，他再次提出了要求美国援助F-4C战机和四艘潜水艇的要求。［37］

　　正如蒋介石认为的那样，致尼克松专函只能“尽其人事而已”，不可能对尼克松产生很大影响。11月21日，第七舰队司令布林格通知台湾当局：第72机动舰队离开后，第七舰队将继续派舰巡逻台湾海峡。由于第七舰队任务繁重，驱逐舰数量减少，不得不在台海作间歇性巡逻，但军舰活动范围必将尽量涵盖此一地区。尽管无法固定船期，但必将尽量不产生空隙。［38］

　　台湾当局的反对和交涉最终未能改变美国政府的决定。在美国政府决定将此举作为向中国政府展示其善意的信号并已秘密通知中方的情况下，台湾当局无论如何反对与交涉终将无济于事。11月21日，蒋经国将美方通报结果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认为，“美第七舰队司令对海峡巡逻之办法与协议结果尚称圆满，以此办法等于未停止巡逻，惟不由第七十二机动队负专责耳”。［39］显然，在对美交涉无果后，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接受了美方巡逻方式变更的安排。不过，这也是他不得不接受的结果，11月22日，蒋介石再次强调：“美舰停止巡逻海峡之反对与交涉变化殊令人痛愤”。［40］

　　三、美国台海巡防政策调整的影响

　　对于台湾当局的疑虑和交涉，美国政府不能完全视而不见，尤其是在尼克松酝酿并实施改善对华关系的背景下，对台湾当局不得不予以适当安抚。11月19日，罗杰斯就曾建议尼克松给11月14日蒋介石的电报一个简短回信。［41］然而，还没等到尼克松的回应，蒋介石的另一封专函就已送达华盛顿。

　　12月2日，何志立向基辛格提出建议：“在终止驱逐舰巡逻问题上，我们并不真正亏欠蒋任何东西”。何志立还表达了对台湾当局在F-4C战机问题上绕开美国行政部门直接与国会打交道这一做法的不满。因此，他建议在计划给蒋介石的回信中，应礼貌地表达美国会继续提供F-104战机，但目前无法提供F-4C战机，并认为这是美国现在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建议基辛格签署给总统的备忘录。基辛格同意了何志立的建议。［42］

　　12月9日，基辛格就此问题致函尼克松，并附上一封致蒋介石的回信。基辛格说，帕卡德和麦凯恩向蒋介石保证第七舰队将继续在台海保持有效监视，蒋介石已收回他对美国撤走两艘驱逐舰的反对，但蒋介石随后追加的专函表明他认为这会产生间歇之隙，从而诱使中共攻击台湾至澎湖和外岛的海上交通线，并重申了对潜艇和新型战机的要求。基辛格指出：“我们多次拒绝了台湾当局对潜艇的要求，因为对台湾的防务来说，我们相信它们（指潜艇）不能代表资源的有效利用，它们将会给台湾当局提供一种对大陆采取行动的能力，而这是我们不可能支持的。”同时，基辛格指出，在给台湾的军援计划中也不包括F-4C战机，但准备向台湾提供额外的F-104战机以升级台湾的空军力量。基辛格认为，尼克松给蒋介石的回信应当友好、谦恭，但不应承担义务。鉴于此，基辛格建议尼克松签署这封致蒋介石的回信。［3］（pp. 143～145）

　　经尼克松签署后，12月16日，这封回信以电报方式发往台北。12月19日，美驻台“大使”马康卫将此信交魏道明呈蒋介石。美国政府之所以在蒋介石专函发出一个月后才回复，也与尼克松和基辛格正在设法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有关。自10月上旬基辛格授意巴基斯坦向中方传递撤舰消息以来，美方一直没有收到回应。

　　11月21日，何志立要求基辛格审查美国国务院东亚司的一份备忘录：“国务院要求您尽快采取步骤让北京注意到美国台湾巡防政策的变更。”［3］（p. 138）何志立说，在正式向中方传递美国调整台海巡逻政策以前，国务院想把这一信息传递给香港的一位中国官员，以此作为重启美中大使级会谈的一种手段。美国使用这种秘密途径的目的是要强化正式途径，以确认北京收到这一消息。何志立认为，在华沙正式渠道上，美方不会做出撤回承诺，美国的目的只是想从因预算原因做出的这一决定中捞取政治资本。［3］（pp. 138～139）

　　11月26日，基辛格签署这份备忘录并要求何志立予以执行。［3］（p. 139）对于美国的意图，蒋介石保持着相当高的警惕。虽然美国强调此举仅出于预算考虑，而非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也不影响美国对台防御承诺，但在美国不断呼吁改善对华关系的背景下，特别是美国放宽对华贸易和旅行限制后，蒋介石意识到美国此举在改善对华关系中的重要意图：“尼克生虽允延期停止巡逻海峡，但其基本政策实已决定，台湾海峡任由共匪侵占金马，以达成其孤立台湾之愚策，不惜出卖我政府也。”［43］12月12日，中美在华沙接触后，蒋介石认为：“尼氏对停止其美舰巡逻海峡之举对我去电要求其延期待商，其季辛吉面允延缓三周，而尼氏忽变为延期五天，此为最劣之态度，明与匪已约期密谈之行动。”［44］面对蒋介石的疑虑、反对与交涉，美国政府不得不予以考虑。

　　与此同时，美国此举确实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11月上旬，叶海亚·汗将美方的口信秘密通知中方后，11月1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另附叶海亚·汗与张彤谈话一电，认为：“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45］

　　1969年12月3日晚，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结束后，斯托赛尔和秘书向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秘李举卿和翻译景志成转达了尼克松希望与中国举行严肃而具体的会谈的信息。［46］翌日，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批准外交部释放了1969年2月乘游艇进入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而被拘留的两名美国公民。［45］（pp. 336～337）12月7日，中国驻波兰使馆随员骆亦栗在一名同事的陪同下，去美国使馆面交关于释放两名美国公民的信件。［47］12月8日，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评论道，此举“使中方一系列低调的行动达到高潮，明显是向我们发出信号，也可能向苏联发出信号，他们有兴趣与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48］

　　12月11日下午，斯托赛尔应邀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同中国代办雷阳举行会晤，正式向中方表示美国想与中国进行更多的交流，并提出1970年1月恢复美中大使级会谈的要求。［49］

　　在积极推进对华关系并取得进展的同时，尼克松对台湾当局予以适当安抚。在发出致蒋介石回信的前夕，尼克松令已离开台湾达三个半月之久的马康卫返回台北，向蒋介石通报美国的相关政策，安抚其疑虑。马康卫回到台湾后，立即与驻台“协防司令”一起拜见蒋经国，转达“尼克松之言，称与匪共有限度之接触绝不损害美之威信”。［50］12月17日，马康卫与蒋介石举行会谈，表示美国不会忽视中共给东亚地区带来的威胁，亦不改变履行承诺的立场，但美国有责任采取实际而谨慎的步骤来缓和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建立与中共有价值的对话，如在华沙或其他地方重启中美大使级会谈。［3］（pp. 146～151）

　　12月29日，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考虑，决定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45］（p. 341）1970年1月20日，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如期举行，开启了中美关系解冻的进程。

　　美国台海巡防政策的调整对开启中美关系的解冻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举措虽源于美国削减预算，但被美国决策者加以恰当运用，在美国对华战略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对促进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通过巴基斯坦向中方传递的消息也使中方更加信任这一渠道，促进了巴基斯坦秘密渠道的成功开辟。同时，这一举措也给台湾当局造成极大忧虑，使台湾当局的危机感愈益加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愈发不满，蒋介石本人也深受打击，遂通过官方和私下两种途径对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和交涉。然而，在美国政府欲借重中国对抗苏联及摆脱越南战争的背景下，台湾当局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已相对下降，台湾当局的抗议和交涉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受到极大限制。

　　另一方面，这一举措也让美国政府进一步明确台湾问题在解冻对华关系中的重要性。在即将举行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前夕，基辛格在与尼克松讨论时认为，美国必须从台湾撤出，必须从台海撤出第七舰队，但不必把台湾交给中共，尼克松表示赞成，并认为美国从台湾撤出并无困难。［51］显然，尼克松和基辛格已在考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下一步立场，这为尼克松不断推进对华关系奠定了基础。

　　［参引文献］

　　［1］﹝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

　　［2］Department of Defense Funding Cuts，June 12，1969，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DNSA）：KA00852.

　　［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69～1976，Vol. XVII，China，p. 89.

　　［4］National Archives，U. Alexis Johnson Files：Lot 96 D 695，Telcons，September～October，1969.

　　［5］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NSC Files，Box 519，Country Files，Far East，China，Vol. III.

　　［6］Next Steps in China Policy，Memorandum，October 6，DNSA：CH00079.

　　［7］In a letter to Henry Kissinger，October 9，1969，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DDRS）：CK3100543363.

　　［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ecember 19，1969，DNSA：KT00086.

　　［9］ FRUS，1969～1976，Vol. XVII，China，pp. 107～108；﹝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第1册，第233～234页。

　　［10］Your Meeting with Ambassador Hilaly，December 22，1969，DNSA：KT00086.

　　［11］《乐成计划（“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70年11月11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421/0007；《黄杰日记（1969年11月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12］《蒋介石日记（1969年11月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13］《蒋介石日记（1969年11月9日）》，“第二周反省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乐成计划（“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70年11月10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421/0007。

　　［14］《黄杰日记（1969年11月10日）》、《蒋介石日记（1969年11月1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15］《黄杰日记（1969年11月1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16］《蒋介石日记（1969年11月1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17］《乐成计划（“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70年11月11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421/0007。

　　［18］FRUS，1969～1976，Vol. XVII，China，p. 122；《乐成计划（“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70年11月14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421/0007。

　　［19］《乐成计划（“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70年11月13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421/0007。

　　［20］《黄杰日记（1969年11月1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21］《蒋介石日记（1969年11月1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22］《蒋介石日记（1969年11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23］《黄杰日记（1969年11月1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24］《乐成计划（“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70年11月14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421/0007。

　　［25］Memorandum for Dr. Kissinger from John H. Holdridge，November. 14，1969，DDRS：CK310060 4636.

　　［26］Destroyers Stationed in Taiwan Strait，November 14，1969，DNSA：KA01575.

　　［27］Vietnam War Strategy，November 14，1969，DNSA ：KA01577.

　　［28］U. S. Destroyers in Taiwan Strait，November 15，1969，DNSA：KA01583；《蒋经国“总统”文物》，台湾“国史馆”：005-010100-00074-003。

　　［29］《蒋介石日记（1969年11月1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30］《黄杰日记（1969年11月1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31］Modification of Taiwan Straits Patrol，November 16，1969，DDRS：CK3100650381.

　　［32］Letter from Laird to Kissinger，November 29，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NSC Files，Box 519，Country Files，Far East，China，Vol. III.

　　［33］《蒋介石日记（1969年11月1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34］《乐成计划（“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70年11月17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421/0007。

　　［35］《蒋介石日记（1969年11月15日）》，“第二周反省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36］《乐成计划（“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70年11月18～20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421/0007。

　　［37］《蒋经国“总统”文物》，台湾“国史馆”：005-010100-00074-002；In a letter to President Nixon from Chiang Kai-shek，November 19，1969，DDRS：CK3100650752.

　　［38］《蒋经国“总统”文物》，台湾“国史馆”：005-010202-00135-003。

　　［39］《蒋介石日记（1969年11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40］《蒋介石日记（1969年11月22日）》，“第三周反省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41］Memorandum to President Nixon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William Rogers，November 19，1969，DDRS：CK3100615490 .

　　［42］Memorandum to Henry Kissinger from NSC senior staff member John Holdridge，DDRS：CK3100671009.

　　［43］《蒋介石日记（1969年11月1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44］《蒋介石日记（1969年12月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4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4页。

　　［46］Contact with Communist Chinese，Cable，December 3，1969，DNSA：CH00082.

　　［47］Return of American Yachtsmen，Cable，December 7，1969，DNSA： CH00088.

　　［48］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NSC Files，Box 14，President’s Daily Briefs.

　　［49］Sino-U. S. Meeting，Cable，December 11，1969，DNSA ：CH00093.

　　［50］《蒋介石日记（1969年12月2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51］Review of Pending Issues，Memorandum of Telephone Conversation，January 15，1970，DNSA：KA01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