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磊，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210093。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美国战略学研究与美国核战略思想的演变（1945~1969）》（2013M531309）的阶段性成果。
①即1978年12月16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摘要］里根上台执政后决定与中国建立战略联系，以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美两国实现了高层互访以及武器出售、高技术转让等军事交流，形成了联合抵制苏联扩张的合作关系。但由于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威胁逐渐消失等冷战形势的变化，加之中美间固有的台湾问题、意识形态等矛盾，导致两国战略联系在1989年因为一个政治导火索而走向终结，中美关系跌入低谷。
20世纪80年代是中美关系史上有着明显时代特征的阶段。从里根政府于1981年宣布要与中国建立“战略联系”到美台军售问题给中美关系造成破坏，再到1982年8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以下简称“八·一七公报”）达成后，中美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两国在全球战略、地区局势和军事交流等领域进行了合作。不过，这种合作始终受到社会制度差异、台湾问题等的困扰。所以，在80年代末苏联威胁消失的背景下，中国的一场政治风波即成为中美战略联系破裂的导火索。本文拟对80年代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进行再探讨，以期对认识当前中美关系提供借鉴。
一、黑格访华与里根政府早期对华政策的评估与定位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卡特政府开启了与中国共同反对苏联扩张的新局面，初步放松了对华技术转让和武器出售的限制。1981年里根上台执政，其政府内部关于对华政策存在不同意见。副总统布什、国务卿黑格、国防部部长温伯格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共同对付苏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总统政策顾问米斯等虽不反对与中国保持关系，但更支持继续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1］尽管如此，里根并不想逆转已经形成的美中外交关系。2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威廉·戴斯说，“美中建交联合公报①‘包含着美国的庄严保证’，美国‘当然要遵守这些保证’。”10日，该发言人又称，“履行美中建交联合公报和执行《与台湾关系法》没有矛盾。《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法律，‘我们打算执行它’。”［2］这种表态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2月20日，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会见黑格，对美国政府打算执行《与台湾关系法》的表态表示反对。［3］里根政府由此开始积极评估对华政策，并酝酿黑格访华，稳定双边关系。
在对华政策评估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从对苏战略和军事安全的角度考虑，于4月17日向总统和国防部部长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认为“中苏敌对为美中两国重新思考安全关系提供机会，两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上都存在共同利益”。报告建议：“第一，当前美中关系使双方都受益，为美中关系进一步改进提供了基础；还给苏联带来不确定性，增加苏联对两线作战的担忧；美国需要帮助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第二，稳定、独立和友好的中国，在阻止苏联在亚洲或其他地区扩张方面将有利于美国利益。第三，美国要继续谨慎地考察采取哪些必要步骤帮助中国建设和维持足以应对苏联、并支持美国目标的军事力量。第四，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时要考虑到中国的敏感，同时反映出中国的战略意义以及台湾对美国的价值，推动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第五，美中军事对话既要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上进行，又要在国防建设的基础上进行。”［4］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很符合黑格的观点，黑格一再强调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美中之间有一致性和共同利益。他还认为，中国“在本地区起着某种稳定作用”。［5］美国国防部也认可中国在苏联与西方发生大规模常规冲突的情况下作为“第二战线”的潜力。［6］此外，美国还需要中国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支持：与东盟联合抵制越南、保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7］；美中联合在政治上对苏联施压，促进解决阿富汗问题，共同加强对巴基斯坦的安全援助［8］；在拉美地区，“中国可以帮助揭露苏联和古巴在加勒比以及拉美地区的扩张主义”。［9］里根政府还关注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美国国防部认为，“在80年代，中国国防现代化政策是重视经济发展，获取西方技术，有限进口外国武器装备。中国军力的改善将加强北京威慑苏联入侵、抵御苏联攻击的能力。”［6］（pp.1~2）美国国务院则认为，中国处于改革的转折点，需要从与美国的关系中获得战略与经济上的利益。黑格访华对双方都是机会，将决定双方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关系的走向。［10］
同时，中国也希望黑格访华，稳定双边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最初两年里，“中国仍然认定苏联霸权主义由于实行侵略扩张，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在执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方针的时候，中国对美国在总的战略上实行的是联合”。［11］1981年2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我们的口号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个格局不要变。”［12］而且，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在逐步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可以推动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关系的进展，从而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5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时表示，“对黑格国务卿访华，就中国方面来说，希望他能早些成行，即使对一些问题考虑不成熟，见见面也好，彼此也可以从新的角度谈谈问题。双方领导人能见面探讨些问题是有益的。”［12］（p.739)
在共同意愿的推动下，中美双方商定黑格于1981年6月中旬访问中国。6月5日，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就黑格即将访华对媒体介绍情况说，“美中关系是以‘三个支柱’为基础的，即对全球战略形势持相似的观点，关心亚洲的稳定和进步，密切美中之间的贸易和交往关系将给双方带来好处”。“黑格访华同中国的讨论将‘集中在战略方面’，黑格将‘谋求扩大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以‘澄清’里根政府执政初期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气氛’。”［2］(pp.45~46）白宫则要求黑格向中国转达美国希望在“战略联系”的基础上创建持久的中美关系。［10］（pp.1~2）
1981年6月14~16日，黑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黑格表示：“在联合抵抗苏联侵略这一行动中，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紧密而重要的朋友。中国的力量、安全与稳定是全球平衡的基本条件，这也是我国安全的基石。”［13］黑格转达了里根向中国总理发出的访美邀请，向邓小平通报了美国应对苏联的战略决心，有意与中国建立“战略联系”。［14］黑格还向中国国防部部长耿飚表示愿意放松对华军民两用技术及军需品出口限制，将把中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愿意推动双方安全合作；共同努力减少第三世界对苏联的军事依赖。［15］黑格还对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表示，里根已经要求美国相关部门提高对华技术出口的级别，决定以个案形式对华出口武器，邀请中方派一个军事代表团于当年夏末访问美国，探讨具体的武器装备和技术需求。美国政府还将允许美国核能企业参与中国和平利用核能的项目。［16］
6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黑格时表示，“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不停滞并且要继续发展，关键问题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和对待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点来对待两国关系”，［12］（pp.748~749）他认为中美共同的战略利益将不可避免地主导双边关系，［17］但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美国仍采取敌对国的态度来处理同中国的贸易、商业、技术转让等问题。当然，摆在我们面前最敏感的问题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样的问题涉及到中国最大的政策之一，就是要统一祖国、解决台湾问题。我们真心诚意地希望中美两国关系不但不要停滞在现阶段的水平上，而且要发展，这对全球战略有益”，“希望干扰的事情尽量减少……因为中美关系确实存在阴影，干扰我们的战略意图，干扰我们的战略目标。”［12］（p.749)中方接受了里根的访美邀请，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于8月访美，商讨武器装备采购细节。［18］
二、“八·一七公报”后中美战略联系的恢复与初步落实
就在黑格结束访华行程的6月16日，里根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谈到对华关系等问题。他说：“美国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使中国处于与许多其他国家同样的地位，可以得到美国的某些技术和防御性武器，而不一定是美国的军事盟国。”但里根同时又表示，他“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感情，美国打算履行《与台湾关系法》”。［2］（p.47）这一行为引发中国政府的抗议，推迟了刘华清等人的访美。随后中方又得到消息，美国将于1981年底或1982年初向台湾地区出售FX战机，形势很紧迫。［19］中方随即停止了与美国的一切军事交流，集中精力解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博弈，中美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了针对美对台军售问题的“八·一七公报”，此后双方逐渐开始考虑修复和发展双边关系。
随着美国军事实力的回升、苏联在阿富汗陷入困境等形势的发展，美苏又处于一种平衡对抗的状态。中国也开始调整对外政策，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强调：“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绝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20］中国开始尝试调整与苏联的关系，1982年10月起，中苏在北京举行了两国副外长的第一轮磋商，磋商的宗旨是消除障碍，实现国家关系的正常化。［11］（p.36)
美国注意到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担心中苏关系改善和中美关系疏远会给美苏战略平衡造成不利影响。中共十二大前后，里根接连派遣尼克松、基辛格等人拜访邓小平，了解中国内外政策的变化。10月1日，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纽约会见出席联大会议的黄华，黄华向他解释了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问题，“表明中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包括苏联在内。对于苏联的霸权主义，中国仍同美国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动；对美国损害第三世界利益的行动，我们也要批评”。［21］黄华最终表示，“从长远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符合双方利益，让我们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舒尔茨则认为，“美国需要建立稳定持久的中美关系，然后可以集中精力有效应对具有最大战略重要性的关键国家：苏联。”［22］
1983年1月，舒尔茨在美国国务院召集多位中国问题专家和政府官员研讨对华政策，并准备访华事宜。美国依然希望美中进行战略合作，继续联合压制苏联。［22］（pp.385~386）1月27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沃尔福威茨向记者介绍舒尔茨即将访华的背景情况时说：“美中关系是‘美在世界上保持的非常重要的关系之一’，”舒尔茨访华本身就是“扩大这种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2］（p.105）在此之前，美国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恢复两国军事联系。1982年9月22日，据报道，里根政府已批准卖给中国一套价值为500万美元性能优异的电子计算机系统。据美国官员说，这套系统可作设计分析、导弹模拟飞行等，因而具有军事用途。10月6日，美国国务院武器管制处公布一封新闻信，称已将中国自军火外销管制名单中剔除。美国军火商可向国务院及商务部申请对华武器出售的许可证。12月，中美签订了美国向中国提供价值1200万美元的地球资源卫星地面站的合同。［2］（pp.92,95,104）
1983年2月，舒尔茨访问北京，向邓小平表示美中双方不再面临相互进行战争的危险，可以分别专心应对面临的其他威胁。美中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使双方在很多领域都有共同利益。虽然美中都寻求缓解与苏联紧张关系的途径，但必须认识到苏联的威胁没有改变，美中需要继续合作反对这些威胁。舒尔茨表示,希望美中两国在与苏联打交道时应考虑到对方的利益。［23］舒尔茨还保证,不会让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破坏美方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不寻求“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他还指出,从黑格访华以来，对华技术转让政策已发生很大改变，出口层级也有很大提升，很多最新的技术装备都已转让给中国，如只在美国使用的IBM4341计算机已供给中国用于人口普查，这算得上是一个里程碑。当前的限制只是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级技术。舒尔茨还提出恢复高层定期对话与战略协商，希望中国总理尽快访美；温伯格希望访华，并愿意接待中国军方代表。［24］邓小平表示,中美之间现在的问题是重新认识,是怎样才能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问题。中美关系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相互信任。“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美国对台政策是否还存在杜勒斯的影子？中美关系一谈相互信任就要接触这个问题。关于技术转让，中国希望彼此把对方放在适当的地位，中国不乞求任何东西。但中国人懂得，这样的问题是从政治角度来衡量相互关系的标准。现在看来并未建立起这种相互信任……《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如不改变此法，中美关系恐怕很难有明显的、满意的发展。我们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能够做朋友，建立比较长期相互信任的关系”。［12］（pp.885~886)
舒尔茨访华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国总理正式接受访美邀请，两国决定恢复军事交流。中方同意温伯格访华，并派遣副外长章文晋兼任驻美大使。1983年5月初，章文晋拜会美国副总统布什，在谈话中表示，“台湾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些时间，不是几个月，而是长得多。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最终解决之前还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中国政府对现状是不满意的。但在台湾问题存在的这个长时期内中美两国还是要建立起互相信任，而这样做最好的领域就是技术方面。”［5］（p.154）舒尔茨也认为技术转让问题是“关键的起点”。［22］（pp.393~394）里根政府终于迈出实质步伐，在1983年5月美国商务部部长鲍德里奇访华前夕，里根决定将中国从出口管制条例中的P类国家调整到与一些友好国家相同的V类（实际上，尽管中国列入与西欧盟国同类国家，但并没有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并指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成立部际执行小组，负责对华技术出口。同时美国政府还制定了新的对华技术转让的指导方针，旨在大量增加对华技术和设备出口，同时对确实敏感的技术和设备仍然实行国家安全控制。［5］（p.155）之后，鲍德里奇访华，带来了美国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的新政策，包括放宽7种军民两用项目的出口限制。［25］
随着中美关系的升温，9月25日，温伯格抵达北京，这是里根政府中访问中国的第一位高层军方人士。在欢迎宴会上，张爱萍强调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一切对中国友好的国家进行真诚而有效的合作，以促进国家和军队的发展。在26日的会谈中，张爱萍表示，中方希望签署一项协定，能使中国直接与美国公司磋商具体的采购事项。而美国则希望列出一张中方希望采购的清单，把技术转让建立在政府与政府的基础之上。最后双方同意由两国的参谋人员就具体技术合作进行商谈。［5］（p.157）此外，中国领导人分别会见了温伯格，就一些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特别是中方暗示苏联依然是主要威胁、对恢复中苏军事交流不感兴趣，让温伯格深受鼓舞。［25］（pp.269~274，280~281)9月28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和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斯皮克斯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宣布，中国总理将于1984年1月访美，里根将于1984年4月访华。［2］（p.133）
三、中美高层互访与双方军事交流的稳定发展
1984年1月，中国国务院总理访问美国。对这次访问，美国的目标是“继续推动中国独立于苏联集团之外……在中国经济中引入市场动力和机制，继续扩大中国与主要工业化民主国家的联系，帮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26］访美期间，美方重申把中国作为友好的非盟国对待，在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巩固和推进双边关系。美国希望向亚洲盟友以及苏联等国发出信号，尽管存在政治制度等差异，但是美中关系会在现实、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繁荣发展，在美中利益具有一致性的领域加强协商与合作。美方还强调有兴趣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合作应对苏联威胁；重申美国决心帮助提升中国的军事防御能力；转让适当层次的军用和民用技术，原则上达成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26］（pp.2~4）中方向美方表示，希望美方严格执行“八·一七公报”；中国现在也同苏联对话，但看来中苏关系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改善；中国反对核扩散、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中方还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成就。这次访问增进了中美领导人的相互理解，扩大了经贸合作。［5］（pp.161~163)
此一时期，舒尔茨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建立了新的基础，在很多方面都有积极发展，贸易与投资、旅行、互派留学生等成为常态。军事交流也已开始，技术转让也在可控制的基础上进行中。［22］（p.369）1984年4月，里根访问中国，其目标是将美中关系稳定下来，置于一种现实而长期的轨道上。［27］里根向邓小平表示，美国把中国作为友好的非盟国来对待，希望在此基础上巩固和推进两国关系。里根认为，美中双方在许多全球问题包括对苏联都有共同的看法。在阿富汗、柬埔寨以及其他地区分别根据自己的优势进行了合作，应该扩大协商。［28］邓小平则表示：“和平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这种判断不准确。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中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看法，也有不少分歧。两国都有发展关系的愿望。希望两国领导人、政府成员更多往来，交换意见，解开疙瘩，较快地发展中美交流和中美关系”。［12］（p.971)
中美领导人互访意义重大，增进了了解和信任，稳定了双边关系。1984年6月，张爱萍访美，双方签署了一项军事技术合作备忘录，阐明了未来关系中的基本原则，并落实了3月达成的军售协议，美国原则上“同意向中国出售陶式反坦克导弹、霍克防空导弹、以及提供炮兵使用的火箭增程弹、高爆炸药和穿甲弹等的生产技术”。美方还答应“向中国提供喷气截击机用的先进电子设备和在美国基地为中国培训驾驶员”。中方则同意向美国出售一批歼7飞机，供美军演习使用。［29］8月，美国西科斯基飞机公司与中方签订协议出售24架民用直升机的合同，价值1.4亿美元。［30］9月，五角大楼成立一个中美技术合作小组，帮助中国海军舰艇的现代化改装以及开发新的驱逐舰。［31］
1985~1986年间，中美军事交流达到一个高潮。1985年两国就有23次交流，其中直接军事交流11次，与军事相关的交流12次，“这些交流表明了中国对军事现代化的兴趣以及美国帮助中国的意愿”。［32］1986年10月，温伯格再次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实现了“战略性对话”。他认为美中两国“已是亲密和可信赖的朋友，双方的军事关系得到了极大发展”。［25］（pp.294~296）温伯格再次访华后，两军高层人士的互访更加频繁。此外，美国对华高技术转让项目和金额都增长很快，1982年为2020件，5亿美元；1983年为2834件，9.32亿美元；1984年为4443件,20亿美元；1985年为8637件，55亿美元；1986年1~5月为2715件,20亿美元，其中包括27种世界先进技术。［33］这些技术转让体现了中美军事交流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美对双边关系的认识和处理走向务实，中美军事交流进一步扩大。
四、中美战略关系发展的动因及限制因素
1988年末，美国副总统布什竞选总统成功。1989年2月，布什访问中国，这似乎预示着中美关系将进一步发展。然而在“八九”政治风波后，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制裁中国，不仅使两国军事交流中断，经贸和文化交往也受到严重破坏，中美关系跌入低谷。表面上看，“八九”政治风波是中美战略关系终结的导火索，然而实际上，中美关系跌入低谷有其深层次原因。
事实上，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是恢复实力与地位，遏制苏联对外扩张的势头。而中国必然是美国需要争取合作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尝试与苏联恢复接触。此时，美国不敢承担美中关系破裂、中苏关系恢复之后可能导致的战略风险。在经过一段波折后，里根政府决定支持中国经济发展、加强中国应对苏联威胁的防御能力，共同抵制苏联扩张。虽然美国军方认为中国军力不足以抗衡苏联，但只要中国不站到苏联一边，对美国来说就是好消息。而且，美国如果能与中国建立军事联系要比中国拒绝帮助更符合美国利益。［34］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方兴未艾。虽然中国在80年代面临的安全形势比70年代有所改善，但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军事部署、苏军占领阿富汗、越南占领柬埔寨、中越边境冲突等形势说明中国周边的安全威胁没有消除。因此，中国“基于战略利益的需要而同美国采取协调一致或并行不悖的行动仍然是一个基本政策。在这方面加强两国军事合作是有益的”。［11］（p.18)就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来说，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必不可少，特别是先进技术方面更需要美国的合作。
不过，里根执政期间，中美关系一直存在着根本矛盾，比如在台湾问题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始终制约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从美国方面看，联合中国反对苏联是里根政府改善与中国关系的主要动机。到1989年，冷战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苏联对西方的威胁逐渐消失，冷战也逐渐走向终结。这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逐步减弱，中美间的固有矛盾凸显。而中国由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从1987年到1989年，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活动甚至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之所以干涉中国内政，除了有对苏联战略上的考虑，还有其他动机，那就是美国“需要使中国的发展轨道不要向着与美国利益冲突的方向发展，美国要抓住机会通过与中国接触，尽可能避免未来中国再次成为美国的对手”。［34］(pp.2~3)可见，美国一方面需要中国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发展起来的中国威胁美国。美国对中国的提防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美国在放松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的同时仍有很多保留和限制，其目的“在于平衡一种关系，在支持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又要防止其对美国和盟国安全造成潜在负面影响”。［34］（pp.3~4）同时，在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也始终存在。如1982年中国女子网球队员胡娜赴美参加联合会杯大赛期间突然离队，1年后向美国申请政治避难，美国不顾中国反对，批准了她的申请。1987年西藏发生骚乱后，美国允许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还借机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些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都给中美关系增添了不稳定因素，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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