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是中国外交中的重要环节，中美关系更是中国大国外交中的重中之重，不论是对中美两国，还是就世界影响，两国关系在新世纪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梳理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思想，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稳定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继承与变化：对美外交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至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在对美外交中提出一系列方针、原则和策略，这些对美外交思想成为新世纪中国对美外交工作的宝贵经验。概括而言，一是外交方针上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积极抓住机遇巩固和扩大两国合作，妥善处理两国分歧和矛盾;二是外交原则上以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判断准则。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明确指出：“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①三是外交策略上既联合又斗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1993年7月12日江泽民在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指出：“在今后一段时期里，美国仍然是我们外交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互有需要，进行合作的一面。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②江泽民强调，“如何同美国交道，是我们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简单地说，既要斗争，也要妥协，既要有斗争的勇气，也要有斗争的艺术，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把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作为首要目标。”③在这些外交方针和政策指导下，尽管经历了“银河号”事件、台海危机和1999年“炸馆事件”，中美关系在90年代保持了大体稳定，这些方针、政策和策略作为新世纪里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而加以继承。

　　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调整仍未结束，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三股潮流继续向前发展，在国际体系的调整中，大国之间的权势转移对国际政治的格局依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大背景下，中美两国之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一，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相比而言，新世纪以来美国在经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其霸主地位已经不如冷战刚结束时那么稳固。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一方面增强中国对美工作的主动性，但同时美国对霸权的忧虑和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上升。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干扰着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这一变化的出现使得中国对美外交思想需要做出调整，即回答中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如何看待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其二，两国共同利益的扩大。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在经贸关系上两国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己经形成利益共同体。2001年两国贸易额为805亿美元，2011年两国贸易额己超过4000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4倍。同时，两国在战略安全、地区和全球议题、非传统安全上存在共同利益，如反对恐怖主义，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等。因此，在利益观上新世纪对美外交思想需要做出调整;其三，两国分歧和矛盾的增多。分歧和矛盾存在于中美关系中双边、地区和全球三大层次上：在双边层面上，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及两国经贸摩擦，贸易摩擦还涉及人民币汇率、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诸多问题;在地区层面上，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中美双方立场和原则分歧较大，南海问题上美国宣称南海涉及美国国家利益，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矛盾上升;在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等全球层面议题，中美两国就彼此承担的国际责任有不同的认识。三大层次分歧的存在促使中国对美外交思想中在处理两国分歧的思维和理念上需要创新。

　　综上分析，无论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两国共同利益扩大，还是两国分歧和矛盾的增多，皆表明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为此，中国对美外交思想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二、对美外交思想的目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中国外交在外交理念上一直在探索中。新世纪初“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中国与多数大国关系的定位。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与主要大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对话、交流、合作不断加强。①2011年9月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积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互利共赢的大国关系框架。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探索建立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②胡锦涛指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③可见构建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目标。

　　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构建既是新世纪以来世界潮流趋势下的选择，也是对20世纪传统大国关系经验的总结和创新：其一，不同于20世纪初英国与德国的关系，这一时期的英国与德国是老牌霸主国和新兴挑战者的关系，德国急于取代英国从而称霸欧洲，通过军事联盟企图改变国际体系，结果一战爆发，德国战败：其二，不同于20世纪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作为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社会制度差异巨大的两个国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搞军备竞赛，结果苏联解体：其三，不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开始两国因为意识形态相同而关系密切，但随着两国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冲突导致两国最终走向关系破裂，一度爆发边境武装冲突。上世纪这三组大国关系都是不稳定的，以传统的国家利益对抗思维导致大国关系的悲剧。新世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三股趋势继续深入发展，在这种国际趋势的大背景下，新型中美大国关系首先是一种抛弃传统大国冲突对抗逻辑，两国利益枚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国关系;其次是一种超越和包容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差异的关系;再次是一种在现有国际体系下，既能共创和共享制度，

又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的关系;最后，新型中美大国关系是一种互利共赢、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密切相关。中国将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实现崛起。面对各种疑问，中国给出明确答复：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具有自发性。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分别于2005年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和2011年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详细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06年胡锦涛访问美国期间，在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发表演讲，全面详细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①事实上和平发展作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在中国对美外交中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崛起，不是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中国即使发达了也不称霸，在应对霸权国和新兴大国两者关系上，中国抛弃传统思维，选择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建设目标;二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事实上向世界表明中国是当下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破坏者。中国政府强调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和基本行为体，单极倾向和多极趋势是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特点，通过世界多样性和文明对话构建国际体系的主流价值观，推动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②在这种国际体系观认识下，中国首先承认美国是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认为美国是国际事务的主导者。作为崛起的中国，目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依旧是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参与者，而不具备主导国际体系建设的能力，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③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正面回答了美国各种版本“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发展对中美关系而言是机遇不是挑战。打破传统大国崛起导致战争的思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做好了国内环境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