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政局和对外政策演变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交，酝酿着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一次重大变化。于是有了1972年2月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这一重要的外交举动，对西方国家震动很大。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迅速发展，而是在解冻与建交之间长期徘徊。其原因，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局势的状况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复杂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
扑朔迷离、难于捉摸的中国国内政局，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着很大的牵制作用。
一、林彪、江青集团的被遏制与中美关系缓和（1969-1973年上半年）
1.毛泽东的政治天平与中美接近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这两股借“文化大革命”迅速膨胀起来的政治势力，在中央取得了优势地位。特别是林彪集团，更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当时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受到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威胁，苏联的威胁已经上升到第一位。在国内政局继续混乱的同时，保持同美苏等国的紧张状态，这正是极左势力保持自己的影响力所希望的。
这时，毛泽东却在向另一方面努力。他的政治天平最终倒向哪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国内政治方面，毛泽东希望在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基础上，顺利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恢复正常秩序，腾出手来解决苏联威胁的问题，并弱化林彪集团在国家体制中的作用。在国际格局方面，毛泽东寻求改变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
从表面看，这一时期毛泽东越来越强调警惕世界大战的威胁。1969年4月1日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讲话：“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估计，有小打和大打两种可能。他说：“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1]在审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时，毛泽东又加上了第22条，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1](P.66)
实际上，毛泽东上述号召的着眼点还是在稳定国内。同样是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里，毛泽东在谈到对小打和大打的估计以后，紧接着就强调团结问题，重申“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1](P.35)当时，一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就是派性斗争和地方性武斗。同年8月28日，毛泽东批准下发了中共中央的一项命令，要求“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并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
在为稳定国内政局和和缓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中，起用陈毅、叶剑英等老师研究国际问题，则是毛泽东整盘棋中的重要一步。
1969年2月19日下午，陈毅等到毛泽东住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指示，由陈毅主持，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召开国际形势座谈会，向中央提供咨询意见。[2]3月1日、5日、8日、16日，4位元帅在中南海紫光阁连续召开了4次国际形势座谈会，随后形成了一份题为《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分析报告。中共九大以后，4位元帅又从6月7日起，在中南海武成殿多次召开国际形势座谈会。7月11日，他们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交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报告的结论是：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这一分析，为毛泽东下决心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
中美缓和和恢复国内政治秩序一样，都是林彪、江青集团所不愿意看到的。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批人将被重新起用，并加重周恩来的作用。
在中美开始接近、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国内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出于国家安全和国内政治稳定的考虑，越来越积极地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这种努力又不能不受到林彪、江青集团的牵制，或从中阻碍，或借机发难。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在4位元帅受毛泽东委托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同时，林彪等人也在研究国际战略问题，并继续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1969年6月，黄永胜等人主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严重地干扰了正在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3]同年10月18日，林彪通过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军队下达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林副主席第一号令”），调动人民解放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是建国以后前所未有的严重步骤。10月19日，林彪采取电话记录的方式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当即表示：“烧掉。”[3](P.329)这些情况都表明，在中共九大以后，尽管林彪继续打着落实毛泽东指示的旗号谨慎行事，但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距离越来越远。这也是导致毛、林在政治上分手的重要因素。
在中共中央决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林彪的态度一直十分暖昧。后来据毛泽东说，他实际上是反对的。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全世界的侦察就只有美国的比较准确，其次就是日本。苏联就在那里挖尸”。[4]
2.“九一三”事件
中美接近的过程，进一步密切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加重了周恩来在政治天平中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围绕着修改国家宪法、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等问题，毛泽东和林彪集团展开了一场斗争。问题的焦点，是林彪集团想借四届人大来巩固自己在中国政治天平中已经开始动摇的地位。斗争的结果，林彪集团败下阵来。这是以林彪集团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由盛而衰的转折点。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清算林彪集团的同时，一大批老干部得到解放，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江青集团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使周恩来对外事工作的领导权进一步加强。这种政治格局，为确保尼克松访华的成功，确保毛泽东中美关系正常化决策的顺利实现，创造了条件。
1971年11月8日晚，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接见了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当介绍到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代表团秘书长符浩的时候，周恩来特意告诉毛泽东：他是“九十一人大字报”（注：1968年春，在外交部受到极左势力严重冲击，陈毅遭受迫害的情况下，外交部一批工作人员联合签名写了一张保护陈毅的大字报，当时被称为“九十一人大字报”。）的签名者之一。毛泽东当众宣布：我赞成“九十一”。这句话，使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保护陈毅副总理而遭受迫害的外交部一批工作人员得到平反，并恢复工作。[5]
尽管中此，江青集团还是通过各种机会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设置障碍。他们清楚地知道，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当时毛泽东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如果能在这件事上使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惹出麻烦，就会使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人失去信任。
1972年1月3日至1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1月4日和5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同黑格一行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研究美方提出的尼克松访华期间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并原则同意通过卫星电视转播尼克松在华活动情况。在会上，江青通过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表示反对。周恩来强调：将采取由中国政府出资买下通讯卫星，再租给美方使用，以维护国家主权。还批评了江青等人关于不应该用电视“宣传”尼克松的说法。[3](P.505-506)
由于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支持，江青集团的破坏虽然给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但却没能从根本上动摇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3.务实力量的增强
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影响，表现为一种互动关系。中美关系的推动力，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但国内局势从激情向务实的变化也对中美关系有重要的影响。
1972年2月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解冻和正常化的开始。它标志着在中国外交决策中，国家安全因素成为重新确定外交战略的首要选择。这种变化，是在国内务实力量迅速增强的背景下发生的。同时，又进一步巩固了务实力量的阵容。
这一时期的决定性因素，是毛泽东在外交和国内政策上全力支持周恩来，这对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格局使得“文革”以来急剧膨胀的极左思潮暂时受到了抑制，务实的力量进一步聚集起来。
——在清理林彪余党的同时，开始逐步解放一大批老干部（特别是外事干部），既在政治上增强了同江青集团抗衡的阵容，也在外事工作中增强了务实的力量。
——随着被“文革”打乱了的国内秩序的逐渐好转，经济建设开始恢复，使得封闭了的国门被重新打开，中国人对外部情况的了解增多，要求加快发展经济、扩大对外交往的呼声越来越高。基辛格、尼克松访华，报纸上关于美国的报道增多，民众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头号敌人”。
——在中共十大以后，邓小平逐渐恢复工作，并掌握了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大权，更为国内政治的稳定和中美关系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动力。
上述情况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政治空气和社会氛围。同时，打开国门，中美之间人员来往的剧增，对美国了解的增强，又反过来推动了国内务实思潮的发展。对极左思潮的反感和对正常政治秩序的渴望，成为人心所向。
正是在这样的国内政治背景下，中美关系排除了国内种种不利因素（特别是江青集团的刁难）的困扰，发展比较顺利。
1972年6月19日至23日，基辛格第4次访华，向周恩来通报了刚刚结束的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情况。也就在基辛格离开中国的同一天，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刊登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报告，澄清江青等人借历史问题向周恩来的发难。
基辛格离开北京不久，6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所谓“左派”对外交工作的破坏和影响问题，并说：总后台的人现在也去了，叫林彪。[3](P.531)这对渴望在外事工作中彻底清算极左思潮的周恩来等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
同年8月1日至2日，周恩来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作长篇报告，提出外事工作也有极左思潮，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随后，为继续排除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干扰，巩固打开中国外交新格局的成果，中联部和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准备召开外事工作会议。11月28日，中联部和外交部为此写报告给周恩来并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左思潮。11月30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然而，令周恩来等人始料不及的是，张春桥、江青却借机发难，坚持认为林彪集团不是极左，而是“形左实右”，把周恩来的意见顶了回去。12月3日，中联部和外交部根据前一天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删去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并报毛泽东同意。[3](P.541-542,565-566)这表明，要想彻底清算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干扰，在当时确实阻力重重。
周恩来不但承受着江青等人的压力，还要忍受重病带来的折磨。而他最担心的是万一自己的体力不能支持下去，谁来接替他主持党政工作。1973年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在毛泽东同意后，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3月29日，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3](P.585-586)这是朝着邓小平主持中央全面工作迈出的关键性一步。这一段时间，周恩来还利用在玉泉山检查治病的机会，多次找邓小平长谈。
二、国内政局变幻不定和中美关系“尘埃未定”（1973年7月-1977年）
这一时期，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极左势力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同时，又由于毛泽东的重病，最高层决策程序逐渐发生了混乱，这使得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处于“尘埃未定”的境地。
1.《新情况》事件
从1973年7月开始，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对国际局势的估计上开始出现分歧。事情起因于外交部《新情况》第153期。
1973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商谈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起草问题时提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
紧接着，就发生了勃列日涅夫访美，同美国签订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和《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
在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中国方面最为敏感和担心的问题，就是苏美缓和。苏美签订的上述两个文件，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6月25日，周恩来接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毫不隐讳地表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1](P.356)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了《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一文，6月28日刊登在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这次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1](P.356)
毛泽东看了这期《新情况》以后，当即严厉批评，认为这篇文章是反对他的意见的。7月3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批评，立即写信给外交部有关人员，表示：“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1](P.356-357)
7月4日，毛泽东再次批评《新情况》第153期。他说：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3](P.604)
这次谈话，毛泽东是批评外交部的，却没有找分管外交部工作的周恩来，而找了张春桥和王洪文等人，并且还在讲话里提到搞修正主义的问题，使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陷入了很大的被动。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正值确定党内人事安排的敏感时期，不能不令人格外担忧。
7月5日，毛泽东看到了周恩来写给外交部有关人员的那封信，当即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1](P.356)毛泽东在这个批示里，通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的说法，降低了前两次批评专指周恩来等人的针对性，并且通过“宜研究改正办法”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表明仍要周继续主持工作。
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先由张春桥传达毛泽东4日批评的内容。接着，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从6月下旬以来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和批示，并作了检讨。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对国际问题的意见，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关于国际问题和任务的部分提出了修改意见。
这以后，周恩来迅速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起草批评《新情况》第153期的文章。7月15日，他把起草好的批评文章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表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当天看到了这篇文章，将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中的“严厉”两字删去，还批示“检讨不要写了。”[1](P.357)
尽管在《新情况》第153期的问题上，毛泽东后来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方式，但对周恩来等人来说，批评仍是严厉的。
这以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多次约江青等人谈这方面的意见。8月6日，江表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并念了毛泽东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还要求把这些内容写进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当即把江青的意见软顶了回去，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3](P,610)尽管如此，有关批孔、批儒的文章还是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出来，而且越来越多。
8月20日，毛泽东原则同意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确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这次政治报告。[3](P.613)这是周恩来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党的十大以后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地位的肯定。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一大批被解放出来的务实派（包括邓小平在内）进入了中央领导层。同时，江表及其党羽也被选入中央领导层。特别是王洪文被选为党的副主席，名列周恩来之后，更是加重了江青集团的分量。
2.江青借机发难
就在中国政局处于微妙变化的时刻，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第6次访华。这时，基辛格的职务已经是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11月17日，毛泽东得知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认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约见周恩来等，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并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他的意见。[3](P.634)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议的意见，介绍了他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江表在会上借机发难，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一向以忍耐著称的周恩来，被迫同江青争辩。[3](P,634)
这时，周恩来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要向毛泽东作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同江青等人作斗争。
第二天（11月18日），周恩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3](P.634)
事实上，在此以前，江青等人已经想插手外事工作，寻机向周恩来发难，动摇周恩来的地位。1973年11月13日，江青提出要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增发张春桥和姚文元。周恩来批示外交部：“请从今起，外事活动简报，一律印送主席、政治局在京全体同志，及有关各部、委、组，望通知友协照办。”[3](P,633)接着，11月18日，江青就借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访华演出一事提出：“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还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活动，致使这次访华演出被迫取消。
这一次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批评，给周恩来造成了更大的压力。11月21日起到12月初，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连续开会，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批评，周恩来作了检查。在会上，江青、姚文元等穷追不舍，提出这一次是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想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企图在政治上扳倒周恩来。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3](P.634)
毛泽东严厉批评周恩来，但无意从根本上把他打倒。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表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他还表示，江青、姚文元“增补常委，不要”。[3](P.634-635)
毛泽东对一段时间以来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还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要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3](P.636)两天以后，12月14日，毛泽东提出要邓小平当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3](P.636-637)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到了邓小平身上。
3.邓小平的又一次起落
1974年起，中美关系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徘徊时期。这一年，尼克松总统因经济恶化和“水门事件”而陷入危机。周恩来病重，并受到江青集团的不断纠缠。
1974年初，江青集团在批林批孔过程中，借“蜗牛事件”发难，企图给中美关系设置障碍，给周恩来主持的外事工作一个下马威。
1973年12月，第四机械工业部派出彩电显像管考察组到美国康宁公司考察。康宁公司送给考察组蜗牛造型的玻璃工艺品作为纪念。谁也没有想到，这件很平常的事情，竟然引发出一场惊动中央政治局的涉外事件。
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第四机械工业部讲话，指责该部考察组“崇洋媚外”，提出中断引进项目，退回礼品，并要向美国驻华联络处提抗议。周恩来得知此事，深谙江青的用意，十分谨慎。他几次要外交部认真调查，再作结论。2月21日，外交部提交《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如实说明美方送蜗牛礼品并无恶意，建议不必退回礼品、作外交交涉。
周恩来看了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同意，并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圈阅同意了周恩来的批语。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江青在第四机械工业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3](P.650)
这以后，外事工作（包括中美关系）逐渐转由邓小平主持处理。这种变化，江青等人早有预感，因此在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大会的问题上，倾全力阻止。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要外交部写有关报告。随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外交部报告，遭到江青等人的反对。
3月25日，毛泽东要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26日，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除江青以外，与会者一致赞同由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27日，毛泽东得知政治局开会的情况，致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3](P.658)在这种压力下，江青被迫表态同意。
邓小平在外事工作中地位的上升，是一直觊觎外交大权的江青集团所不能接受的。
这一时期，在对外方针上，邓小平处理问题的一个基本点，就是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事。具体说就是：(1)把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作为外交战略的基石；(2)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坚持毛泽东所说的两句话，即“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3)关于中美正常化的途径，关键是台湾问题，解决方式只能是日本方式，即承认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注：第2、3两点，参见邓小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5月14日。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即便如此，邓小平在外事工作上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江青集团的纠缠。江青集团不愿意看到邓小平把务实力量重新集结起来，对他们形成严重威胁。所谓“风庆轮事件”，就是双方的一次较量。
风庆轮是一艘国产万吨级远洋货轮，在1974年国庆前夕从罗马尼亚返回上海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乘机指责交通部没有批准风庆轮及早远航，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作怪。10月14日，江青就风庆轮事件作了批示，借机指责国务院。17日，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会后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10月18日，王洪文对毛泽东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争吵。看来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毛泽东批评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还要他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3](P.679)
10月19日，江青又要同邓小平陪同丹麦首相去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同一天，周恩来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告诉她们：这是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了很久了。[3](P.679-680)
20日，毛泽东在长沙听了王海容、唐闻生的汇报后，表示：“风庆轮”的问题是一件小事，先念已在解决，江青还这么闹。他要王、唐转告周恩来：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他还再次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3](P.680)
11月12日，邓小平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争论情况，认为政治局内生活不正常，还谈到他同江青争吵的事。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支持，还说：“她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3](P.682)
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周恩来、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批评江青有野心，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要安排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还表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以后，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3](P.686-687)
1975年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访华。福特是一位弱势总统，加上美国已从越战中脱身，美苏关系又进入了缓和时期，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大为减弱。这一次福特访华虽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也没有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定出时间表，但仍然为中国提供了一次直接阐述自己的原则立场的最高层对话的机会。随后，双方都陷入最高领导层的更换之中。
从1975年底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席卷全国，邓小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人们对中国国内、国际形势的美好寄托，再一次被极左势力占上风所打破。人们只有耐心等待。期待中的中美关系的突破性进展，不仅需要“世界有个大变化”，而且需要中国自身有个大变化。
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同年10月粉碎江青集团以后，极左势力被清除，“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为中国政治局势和中美关系带来新的转机。
三、改革开放——中美关系的新基础（1977-1979年1月）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随着邓小平的再次复出，中国内政外交发生重要转变。
1.对外开放的内在动力
随着清算江青集团极左思潮影响，重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迅速扩大对外开放、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这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稳定的内在动力。
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6]
同年9月1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指出：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它都引进。你们日本就是这样。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还说：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6](P.40)
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表达了一种迫切的心情：60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世界科学技术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1975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50年。那时我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仅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6](P.43-44)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邓小平反复强调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方法，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要求打开国门的呼声，这种要求开放的呼声和党内要求改革的呼声相呼应，奠定了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民意基础。
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成立了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同时，一批国务院高级官员到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其中最重要的是同年5月2日至6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考察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在谷牧出访前夕，邓小平向他提出：要详细地做一些调查研究，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7]谷牧回国以后，在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里谈到，西欧各国在经济起飞时，都有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经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搞？[8]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听取了谷牧的访欧情况汇报。[9]
对外开放的呼声，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要求。正如邓小平1978年10月10日在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的谈话中讲的：“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他还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10]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上印发了谷牧出访西欧的报告，引起与会者注意。据于光远回忆说：“这使得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很好的制度。”[11]李先念在总结讲话里提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这比关起门来样样靠自己从头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12]
同年9月5日至10月2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其中第三个转变，就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今天看来，这种转变的实质，就是要使中国的发展融入国际社会。
正是在这种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潮流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召开了。这次会议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开始了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2.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新思路与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针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这是整个7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的最终结局。这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也为中美关系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内逐渐达成一种共识：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搞改革开放，必须大胆地向西方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美国是我们对外开放和引进的重点国之一。能否顺利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关系到能否保证对外开放路线的顺利实现。中美关系的发展问题，从来也没有像这个时期那样，和国内的改革开放路线联系得如此紧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是在冷战格局中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而且更是改革开放路线的内在需要。
改革开放路线的确定，还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这就是在国家战略安全之外，始终把创造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大环境、推动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作为基本的立足点，从国内发展的需要来通盘考虑中美建交的问题。这和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个新思路的要点是：
（一）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
（二）中美建交的直接动力，就是为中国国内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三）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要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显然，这个发展中美关系的新思路，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放在了首要地位，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突出地强调国家安全。从改革开放的战略需要出发，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前提下，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应对措施。[6](P.109)
1977年1月20日，卡特就任美国总统。2月8日，卡特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他表示：“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们政策的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然而，在一段时间里，卡特并没有把美中关系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而是去追求美苏缓和。
随后，卡特总统接受了布热津斯基的建议，把国务卿万斯的访华计划从11月提前到8月。这预示着卡特总统对华政策的转变。
1977年8月22日至26日，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这次会谈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台湾问题。万斯提出一个方案，即：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须保证美国同台湾的贸易、投资、旅游、科学交流以及其他私人联系不受影响，并允许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美国政府在适当时候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心并有兴趣使中国人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政府不发表反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
8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万斯时，否定了万斯方案。他指出：中方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6](P.36-37)
1977年底，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约见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对万斯方案又作了一些解释。黄华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并表示待美方有了新的方案时再谈。此事便继续搁置下来。
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作为力促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来说，自然是最为关注。但他也懂得同美国人打交道，要有足够的耐心。
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谈到台湾问题时说：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还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6](P.53)
上述情况表明，最期望尽快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有利条件的是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灵活的两手策略，最有耐心等待美国方面的变化的，同样是邓小平。
3.同时启动中美建交和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耐心并没有白白付出。
1978年4月，阿富汗发生亲苏政变。美国政府下决心先同中国建交，争取同苏联谈判的有利地位，并开始为布热津斯基访华做准备。
1978年5月20日至2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卡特总统决心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的消息。
按照中美双方的商定，建交谈判在7月5日正式启动。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美方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双方共进行了6轮谈判。谈判的焦点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和要中国承诺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
当邓小平看清美国方面确有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华的意图后，果断作出了不要错过时机的决断。而这一决断的基本考虑，同样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出发。他深深懂得，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大大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1978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看了布热津斯基同柴泽民的谈话，和外交部报来的同伍德科克第5次会谈的请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当然不一定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
他特别强调：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要争取早日正常化，这样比较有利。[14]
11月27日，邓小平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并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作了重要指示。他还批准了外交部关于第6次谈判的建议。[14](P.378)
在最后一阶段的中美建交谈判中，实际上是邓小平亲自出马，同伍德科克举行了4次会谈，以高度务实的精神避开了中美关系中的巨大障碍和险礁，最终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使得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共同开辟的上海公报通道，经过7年的艰难航行，迎来了中美建交的历史性时刻。
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就是美国向台湾军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明智地不作纠缠，也不在原则上让步，而是留下了将来谈判的空间。这是从战略全局着眼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范例。这个问题后来在里根当政时期再度重新提了出来，由此导致了中美双方“八一七公报”的发表。
在建交前最后一次同伍德科克的会谈中，邓小平告诫美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产生错觉，犯历史性的错误。他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要影响中国争取以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14](P.381-382)
1979年1月29日到2月4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轰动了美国。这是历史对这位亲手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的老人的最好回报。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推动了中美建交的同时，他同样以关键性的作用推动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这两件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奠定了邓小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历史地位。
从此，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到现在，30年过去了，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国内政局稳定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没有稳定，就没有政策的连续性，也就谈不上发展。无论是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来说，稳定都是压倒一切的。从中美两国来说，任何有损于中国政局稳定的举动，最终都会对中美关系带来损害。
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是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实现现代化，走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离不开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必须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从这点来说，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至关重要。当然，即使中美关系一时出现滑坡（如198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要继续坚持下去。但是，为了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就必须努力保持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第三，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确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和最大的障碍。但是，在台湾问题以外，在更高的全球战略层次上，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需要合作的地方，远远大于彼此间的分歧。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冷静对待的、特殊的双边关系格局。而在国际关系上，中美关系又是举足轻重的。这就需要两国领导人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具有卓越的国际战略眼光，以足够的智慧和胆识，绕过重重暗礁险滩，而求得问题的解决。中美关系从上海公报到建交的艰难历程，就是一个范例。
第四，在达成中美上海公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是推动中美关系在艰难中不断前进的可靠保证。在任何时候，中美关系都不会一帆风顺。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关系的30年历史表明，在中美关系出现麻烦，遇到障碍的时候，都能够化险为夷，推动中美关系向一个新的水平发展。这里，除了两国战略利益的基础以外，一个最重要的保证，就是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建交以前，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就是正在形成中的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促成的，而且是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的开端。中美建交，也是在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的促成下实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同伍德科克的会谈，实际上也就是同美国最高当局的特殊对话。1989年中美关系陷入低潮，1996年由台湾问题引发的中美关系紧张，直至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中美撞机事件，无一不是通过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得到化解。中美关系遇到麻烦并不可怕，轻视甚至搁置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才是最大的危险。由此受到损害的，决不仅仅是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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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29
[9] 参见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86-187.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2.
[11] 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69-70.
[12] 李先念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31.
[13] 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604-605.
[14] 参见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378.
作者简介：李捷，男，1955年生，山东平阴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第一编研部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