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个古老的话题，亚里士多德说过：“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标和目的。”虽然学术界直到近代才开始对幸福感进行系统的测量与研究，但人们对幸福主题的关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一、国民幸福统计研究缘起
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就开始度量统治者的幸福程度，其代表作《理想国》对幸福进行了完整而深入的探讨；18世纪之后，英国著名的法理学家、伦理学鼻祖边沁创造性地将测度幸福提升到科学研究的高度。
最早从国家政府层面对幸福进行量化的是南亚国家不丹。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楚旺克提出“全民幸福计划”并通过计算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of National Happiness)来反映。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国民幸福为目标，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提出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大方面构成“国民幸福总值”指标的构想。经过20多年的实践，楚旺克创造和建立的“不丹模式”已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从国外有关幸福研究的趋势看，对幸福的评价逐渐被量化，并受到政府重视，将其作为制定国家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等存在差异，因而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感受幸福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我国哲学史上的三大主流——儒家、道家和佛家均推崇德福思想，将幸福与道德结合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研究者开始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一些研究者在研究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涉及主观幸福感测量问题，一些研究者从心理健康层面来研究主观幸福感。21世纪后，党和政府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幸福。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2007年，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这都说明党和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创建一个“幸福中国”，以践行科学发展、构筑和谐社会、追求国民幸福。
二、研究进程回溯
(一)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出：2001-2004年
测度国民幸福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直接测度公众对生活状态的感受即主观幸福感，最终了解国民对生活状况的感受。我国早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老年人，与老年人的精神心理卫生有关。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展有新的进展，研究对象也不再局限于老年人，对其他人群幸福感的研究也渐次开展。
测度国民幸福，可以从政府、社会各界为国民创造幸福生活所做的努力与实现的条件来进行，即测度国民对幸福的综合感受。而将幸福感研究从个体观察上升到总体评价，即提出个体度量——总体测度——综合指数的分析思想，源于钟永豪等(2001)。他们首先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NHI，National Happiness Index)的概念和计算方法，认为幸福包含了除经济社会发展以外更多的内涵，这也是中国大陆有据可查最早从统计角度对国民幸福的研究[1]。林洪(2002)在新中国政府统计机构成立50周年暨第九次统计科学讨论会上报告了国民幸福统计指标体系研究的设想和成果。吴淑凤(2004)研究了多元视野中的幸福理论，认为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研究代表了当代幸福研究的重要取向，力图对主观幸福感调查建立起科学而严格的标准，使得幸福测量具有稳定性、可信性和有效性。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一次全国性幸福指数调查，数据的选取采用统计学中抽样调查的方法，即通过样本数据来推断总体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指标体系的构建则通过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去反映，一共选取了28个指标，最后的计算结果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获得。
(二)国民幸福统计受到重视：2005-2006年
1979-2004年，我国GDP以年均9.6%的速度高速增长，然而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出现了一种不协调。
在上述背景下，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2006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明确提出要“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这代表了中国领导层对国民幸福统计的关注与重视。同年，国家统计局提出编制“国民幸福指数”的设想，北京市统计部门则在试算国民幸福指数上先行一步。
(三)国民幸福成为统计研究热点：2007年至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民幸福问题的统计研究逐渐深入，全国多个地区和城市的统计部门先后提出了适合本地实情的幸福指标评价体系。杭州市统计局(2007)对3000户杭州居民家庭的幸福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7.6%的杭州人感到幸福，比较幸福的占32. 0%，幸福程度一般的占47. 0%，感觉不太幸福和感觉很不幸福的分别占2. 7%和0.7%；河南省平顶市(2008)将公众对幸福的评价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该体系分为收入水平、消费结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生存状况和节能减排(生活环境)及可持续发展5大类16个小项指标；江阴(2010)率先构建县域“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荣获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等等。
我国还发布以市民幸福感为评选标准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结果。其中，较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由国家统计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经济生活大调查》所评出的2007-2011年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另一个是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大调查》评选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幸福统计也受到联合国统计机构的高度重视。2011年9月，联合国统计司司长Mr. Paul Cheung(张保罗先生)在大连“全国第十六次统计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未来世界统计的三大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国民幸福统计。
三、国民幸福统计测度方法
(一)幸福感量表及问卷设计
在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之间存在偏差的背景下，国内有众多学者、机构和地区致力于幸福感的测度研究。
幸福感量表方面，邢占军(2003)编制了一套由40个项目组成的《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量表》(SWBSCS)，包含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10个分量表。深圳市(2006)设计了测量居民幸福状况的《个人幸福量表》，包含三类指标，第一类指标涉及人们的情绪愉悦程度以及情感范畴的心态，第二类指标涉及人们认知范畴内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第三类指标涉及人际关系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陈惠雄、吴丽民(2006)编制了幸福指数调查量表，由个体状况(健康状况和健康感觉、个性喜爱)、亲情状况(婚姻状况、家居生活状况、亲友状况)、收入状况(工资收入、资产状况、相对经济地位体现的收入满足感)、职业状况(工作压力、工作时间、就业状况)、社会状况(言论与行为自由度、安全感、人际关系、宗教信仰)和生态状况(生态环境感知与判断)6大幸福影响因子圈构成。
近十年来，我国幸福感量表的编制多是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经验，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进行修订而形成的。其他的幸福量表，如张兴贵(2004)在Huebner(1994)编制的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的基础上编制了《我国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吉楠、李幼穗(2006)编制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等等。
幸福调查问卷方面，乐正(2006)从人们的生活层次、身心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去研究幸福感，问卷包含20个问题，主要分为居民的生活满意程度、精神层面指标及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三大模块。林洪研究团队(2006)结合日重现法(2004，DRM)，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编制了一套国民幸福调查问卷，共包含26个测试题目，构成26组陈述，主要分为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与政治和谐感三个水平。苗元江(2009)对幸福感概念、影响因素、心理机制、测评发展进行了系统阐述，编制了本土化、综合化的幸福感测评工具——《综合幸福问卷》(MHQ)，该问卷涵盖了一个指数(幸福指数)、两个模块(心理幸福感、主观幸福感)、九个维度(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活满意、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友好关系、人格成长、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康君(2009)对幸福概念做了操作性界定，引入行为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提出了若干基于政策效应的幸福测量指标，设计了民众幸福感测量问卷，15个项目是一系列描述“过去一段时间(通常为一年)”感受的选择题目，其中13个项目为总体测度项，2个项目为单测项目[2]。
(二)国民幸福指标体系构建与国民幸福指数计算
2001年开始，我国学者及政府部门就如何建立中国的国民幸福指标体系及计算国民幸福指数的问题，一方面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密切联系我国国情，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梳理下来大致可分为三类不同的研究思路。
第一类是从客观的指标体系出发，认为社会发展是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协调进步的综合成效，国民幸福正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周四军、庄成杰等(2008)从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人口与就业水平和自然环境水平四个方面，先选取人均GDP、(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教育经费等16个指标，采用影响因子计算法，即：NHI=经济因子指数×w1+环境因子指数×w2+人口因子指数×w3+社会因子指数×w4(w为各因子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对NHI进行测度；后将指标个数增至25个，构建国民幸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和距离综合评价法对国民幸福指数进行了计算[3]。
第二类则强调国民幸福应当基于人们的主观心理感受来测度，因为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客观上达到的水平并不一定能决定和反映人们对幸福的感受及其程度。这类研究是以日常生活中影响人们主观幸福感受的主要因素的现实表象为内容，其范围涵盖了家庭、事业、健康、人际关系、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如北京市统计局(2006)通过对市民的健康状况、家庭和睦(对家庭的认同、和睦度的评价)、工作状况(对目前职业的看法、成就感等)、人际关系及城市认同、社会环境满意度(社会公平、环境保护、治安状况、发展趋势与信心等)、幸福感比较、幸福感主因分析等七类指标的满意度进行调查，再加权计算得出国民幸福指数，其实质也是基于人的主观心理感受。邢占军等(2008)则在国内采用本土化测量工具、在全国范围内抽取样本系统研究了我国城市幸福感，以主观幸福感测量为切入点，运用翔实的数据资料，对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不仅深化了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内涵与结构的理解，丰富了体验论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思路，而且提供了量化幸福的研究工具，使幸福可以测量。
第三类研究认为国民幸福指标体系应包含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钟永豪等(2001)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国民幸福的构成要素进行分解和归集，其物质生活指标体系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年末住房面积、人均主要耐用消费品年占有量、恩格尔系数、人均主要农畜产品年消耗量、每万人的卫生健康状况、个人及家庭的社会保障状况；精神生活指标体系为个人教育和就业状况、个人婚姻家庭状况、个人人际关系状况、个人生理、心理健康状况，个人精神享受状况、个人对环境的满意程度、个人的权利保护和实现状况[1][4]。李杏(2008)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构建了生存状况、生活质量、身心愉悦、幸福感比较和人际关系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等五个方面59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5]。王慧红、陈楠(2008)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基于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构建由中国各省(区)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及生态足迹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幸福指数。庄连平、李晶(2008)将主客观因素综合起来，从幸福与财富、心理、人格、文化、社会、家庭等角度出发，通过类型内部相关性分析和核心指数的相关性分析，构建了一套广义的幸福指数体系[6]。海宁市(2012)创新性提出国民幸福监测评价体系设想，用56个指标测量幸福，整个体系分为客观评价指标和主观评价指标两个部分，所占权重分别为60%和40%。其中，客观指标包括富裕安康、公共保障、生态宜居和文明安全等四大类34个指标，主观指标则包括老百姓对工作、生活、学习环境的满意度和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等22个指标。
(三)国民幸福指标的影响因素分析
孙凤(2007)[7]、吴静(2008)[8]、柯燕等(2011)用因子分析方法探究影响居民幸福的主要因素，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各因素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杨作毅等(2008)则从身心健康、物质条件、自我价值实现等角度，引入隐变量结构方程模型，利用路径分析的方法测算影响北京市居民幸福程度的主要因素[9]。鲁元平、张克中(2010)运用有序概率模型考察经济增长、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的关系[10]。吴丽民(2010，2012)、陈惠雄(2010)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实证研究了收入与幸福指数之间的传导路径。
相子国(2005)分析了影响国民幸福的主要因素为物质财富、社会性比较、时间性比较、脉冲式变化和记忆等，这些因素通过人们的快乐感觉转化为人类的幸福，通过k线图表示的国民幸福指数可以直观地量化人类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国民幸福总值。梁捷(2007)通过对健康、生活、工作、教育等诸多幸福因素的调查研究，揭示中国人的幸福状况。
田国强等(2006)、胡海军(2007)和何强(2011)均从经济学等角度出发对收入与幸福的关系进行解释，其中田国强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同时考虑收入和非收入因素，研究表明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何强则说明重视社会公平、建立良好的收入获取和消费习惯，增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持续提高居民幸福度起着关键性作用[11][12][13]。阚祥伟、李帆(2012)以国民幸福指数为出发点，综合分析了经济的经济性与社会性，以1994-2004年财政支出结构数据为样本，进行财政支出结构效益对国民幸福指数影响的实证研究[14]。
四、国民幸福统计研究路径
(一)宏观路径
从单纯关注经济增长，到注重经济的真正发展，再到注重人类的发展，最后回归到人类的幸福生活，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研究国民幸福问题，不仅为了更全面地衡量中国小康社会的发展，也是提出一种新的宏观的“政绩”理念，即“发展旨在提高国民幸福水平”。基于此，建构国民幸福指标体系、进行国民幸福统计已逐渐成为政府、民众的共识。
除了林洪、邢占军、程国栋等提出编制国民幸福指数的设想外，沈杰(2006)认为，“对于一个致力于把人民幸福作为发展宗旨的社会而言，在发展理念和发展决策中就不能不将人民的幸福程度作为检验社会发展成就的标准。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有必要以建立一个全面、科学地测量人民幸福程度的指标体系为基础，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仅确定GDP的预期目标，而且也确定幸福指数的预期目标。”在把国民幸福感调查纳入政府统计的调查范围、开展国民幸福统计研究的过程中，各地统计部门为此付出了切实的努力。
2011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首次尝试对294个城市进行了幸福感调查，调查分为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信心、居住状况、环境卫生状况、交通状况、社会医疗保健条件、就业状况、家庭和睦状况等指标。在这些城市中石家庄市居民幸福感排名第一，排名后9位的分别是临沂、扬州、承德、滨州、莱芜、鹤壁、包头、北京、新竹。
(二)中观路径
从中观层面研究国民幸福问题的第一类机构为中介机构。《瞭望东方周刊》于2004年测度了中国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在被调查的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6大城市中，杭州的幸福指数排名第一。迄今为止，《瞭望东方周刊》发起并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已经持续了五年。同年10月，零点调查公司对中国7个大中型城市、7个小城镇、8个行政村同样进行了幸福指数的调查与测试。2010年，21世纪报系意识到在中国发展GNH评价体系的重大意义，成立了21世纪GNH研究中心，致力于开创国内GNH研究先河，关注中国的国民幸福总值及其核心问题、关键趋势。
从中观层面研究国民幸福问题的第二类机构为政府统计部门，各级地方政府是促进发展的规划者和实施者，提高辖区范围内居民的幸福水平是各级地方政府的义务。北京统计局于2005年2月公布了《北京市和谐社会状况调查》，涉及幸福感主因分析、幸福感比较等七类指标。2006年，北京市统计局正式开展国民幸福指数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幸福感”成为衡量北京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2011年1月，广东在“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十二五”规划奋斗目标指引下，由省统计局联合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对幸福广东指标体系进行了多次测试，综合考虑试评、试测的结果，对其评分方法进行多次改进、完善，形成了主观与客观两套指标体系和两个幸福指数测度。
此外，南通、惠州、福州、武汉等城市，以及湖北、陕西等省份也先后进行了国民幸福统计研究。其中，陕西省构建了多维度的幸福指标体系，武汉市追求幸福指数与发展指数同步提升，等等。
从中观层面研究国民幸福问题的第三类机构为高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从2006-2008年连续对北京市进行了居民幸福感调查，基于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从自我价值实现、物质条件、家庭生活、社会关系等角度研究和探讨了不同人群的幸福观及其主观幸福感状况，编制北京居民幸福指数，并采用路径分析方法测定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刘扬、邹伟、王小梅(2010)借鉴普林顿大学艾伦·克鲁格教授、丹尼尔·卡尼曼教授以及他们的研究团队提出的最新理论成果——国民时间核算(NTA)方法，以北京市居民为调查研究对象，对衡量幸福感的U指数进行了测算与因素分析，依据分析结果提出了提高北京市民幸福水平的建议[15]。林洪等(2007，2008，2009，2011)从工作满意感、生活舒适感和政治和谐感三个维度计算国民幸福指数，分析了对指数产生影响的潜变量、显变量之间的关系[16]。
(三)微观路径
微观层面上的国民幸福统计研究，指的是一个单位、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的整体幸福感研究。
张静平、叶曼、朱诗林(2008)以360名湖南省贫困地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以自编老年人一般资料调查表和幸福感量表为测量工具，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等，探讨贫困地区老年人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唐毅(2008)根据当代高校教师幸福感研究的需要，建立科学的幸福指标评价体系，并针对当代高校教师幸福感的客观测试和主观自我评价数据，测试出高校教师幸福指数的具体数据，从性别、年龄、职务、类型等角度，深入剖析不同高校教师群体幸福感的现状。姚晓宁、黄红云、张玉、熊赵(2010)从幸福指数这一视角切入，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武汉市公务员幸福感现状，并按照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剖析影响公务员幸福感的原因。方轻(2011)对厦门市处级干部的幸福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高达96. 7%，并分析了幸福指数得分高的五大原因。
中国经营报社(2010)发起首届企业幸福感评选，是针对中国境内所有合法注册企业，特别是各行业经营状况良好并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表现突出的中外领袖企业进行的评选活动，旨在通过对“企业幸福指数”的研究，激发企业对“幸福”的思考和审视。
宁薛平、周新辉(2011)根据住房消费信贷和幸福统计相关理论，运用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建模分析方法，对中国居民房贷幸福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五、特定群体幸福状况及影响因素
(一)特定群体幸福状况研究
未冠以“国民幸福”以及非明显采用统计方法进行的幸福研究近年也比较常见，主要是对特定群体的研究。这其中，既有定性描述又有定量测度，但多在幸福感的层面进行。
1.男性与女性主观幸福感研究。有人认为，男性的幸福感水平要高于女性，这是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暴露自己的负面情绪，从而使她们在主观幸福感的自我评价上更低。辛自强、池丽萍(2001)对304名成年人进行研究发现，男性正向情感多于女性。另一种研究结果是女性幸福感高于男性。苗元江、余嘉元(2003)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并认为这是因为女性较男性更容易满足，情绪表达也较为畅通，而男性往往雄心勃勃，并且容易压抑自我，很少强调情绪的表达。
2.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王艳梅(2002)对初中生的幸福感进行研究。陈作松(2004)研究身体锻炼对高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周翠金、王洪礼等(2005)运用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崔春华、李春晖等(2005)运用心理幸福感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内在外在心理控制源量表，李昌林(2007)、王蓓等(2011)均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进行抽样调查。城市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研究。罗楚亮(2006)采用显变量测度幸福感，得出了农村居民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
3.其他人群幸福感的研究。儿童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郑立新、陶广放，2001)、下岗工人幸福感研究(徐慧兰、肖水源、陈继萍，2001)、教师幸福感研究(杨宏飞，2002；雷燕，2006；王传金，2008)、老年人的幸福感进行研究(梁渊，2004；胡军生等，2006；邬俊福，2010)，等等。
(二)幸福影响因素分析
唐剑(2002)对弱势妇女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及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研究，分析影响该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各种因素；谭春芳等(2004)对初中生的幸福感因素进行研究；杨昭宁(2006)、陈有真等(2009)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因素进行分析；李金平等(2006)、王潆雪等(2011)对老年人的幸福感进行调查，等等。
一些学者不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直接从幸福感这一层面出发，分析其影响因素。李儒林、张进辅等(2003)从内部因素(气质、健康、性别差异)和外部因素(文化、工作、收入、婚姻)两方面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王娟、陈涛(2007)就幸福感与财富、收入、情感等相关因素的关系加以论述，并提出一个基于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幸福感评判模型W=H｛U[(Y，t)，R，E，M]｝+ε，从而更精确地界定与幸福感有关的因素。
此外，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出版了关于幸福研究的理论与测度方法的专著，如《幸福心理学》(郑雪，2004)、《幸福心理学》(肖永春，2008)、《幸福与幸福感：积极心理学之维》(朱翠英等，2011)、《幸福心理学》(梁津安、杜敏，2012)等。
回顾过去十年国民幸福统计，虽然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但还存在不少争论和问题：①对幸福进行测度究竟应该用主观指标、客观指标、还是主客观指标结合，已有的研究并无共识。笔者认为要准确反映国民幸福的内涵、体现对国民幸福感总体的和综合的度量特征，必须更多了解国民在政治、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及其物质精神生活中的综合感受，因此应更多地使用主观指标。②测试量表和调查问卷划分的类别差异大，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和划分，所见的研究文献都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笔者认为，现有研究具有广泛性，但缺乏深度和针对性，问题的实质是统计理论应用和指导国民幸福问题研究实践不够到位。③已有研究多停留在计算并发布国民幸福指数上，笔者认为要让研究更有意义、更有操作性，应深度挖掘影响总体国民幸福感(NHI，国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分类解析其中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特别应指出的是，分类的类别不宜过多，这样分析的结论才有助于施政善民。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短短10年中，我国的国民幸福统计从无到有、稳步发展，从最初以模仿借鉴国外的理论与方法为主，逐步过渡到联系我国国情的理论方法及应用研究。GNH(国民幸福总值)、NHI(国民幸福指数)已为国人所熟悉。国民关注、政府重视是国民幸福统计研究与应用最好的发展外部环境，联合国统计司也将国民幸福统计列为未来统计发展三大方向之一，我们也应该加强政府国民幸福统计建设，大力促进有关国民幸福的官方统计与民间统计的融合。在此，笔者提出三点建议：①将国民幸福统计纳入政府社情民意统计的范围，鼓励学者和研究机构深度参与、持续研究。②强化国民幸福统计研究，争取对“幸福国家”、“全球幸福指数”的国际话语权。③通过国民幸福统计，切实关注民生，为政府部门和决策机构提供真实信息。
【参考文献】
[1]钟永豪，林洪，任晓阳.国民幸福指标体系设计[J].统计与预测，2001(6)：26-27.
[2]康君.基于政策效应的民众幸福感测量研究[J].统计研究，2009(9)：82-86.
[3]周四军，庄成杰.基于距离综合评价法的我国国民幸福指数NHI测评[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5)：112-115.
[4]林洪，李玉萍.国民幸福总值(GNH)的启示与国民幸福研究[J].当代财经，2007(5)：14-17.
[5]李杏.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建构[J].决策与信息，2008(11)：144-145.
[6]庄连平，李晶.基于相关性分析的广义国民幸福指数的构建[J].统计教育，2008(8)：36-40.
[7]孙凤.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J].统计研究，2007(2)：27-32.
[8]吴静.城乡居民幸福测量的结构方程模型[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10)：66-72.
[9]杨作毅.北京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与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8(5)：96-98.
[10]鲁元平，张克中.经济增长、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基于中国幸福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家，2010(11)：5-14.
[11]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J].经济研究，2006(11)：4-14.
[12]胡海军.收入与幸福指数：基于经济学角度的思考[J].统计与决策，2007(9)：22-23.
[13]何强.攀比效应、棘轮效应和非物质因素：对幸福悖论的一种规范解释[J].世界经济，2011(7)：148-159.
[14]阚祥伟，李帆.财政支出结构效益对国民幸福指数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2(1)：117-120.
[15]刘扬，邹伟，王小梅.以时间为基础的国民幸福核算的实证分析——以北京为例[J].北京社会科学，2010(4)：48-54.
[16]林洪，温拓.国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广东21省地市为例[J].当代财经，2010(5)：32-39.
（作者林洪系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研究生处处长，硕士生导师；孙求华系广东商学院经济贸易与统计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