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科学60年，可以说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器晚成的一个典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人口学在学科建设、综合研究和社会服务诸多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本文尝试择其要者分期叙述。

　　中国政府实际上一直在关注人口问题，如20世纪50年代就注意到城市流民问题、农村劳力剩余问题、广大妇女的避孕节育问题。

　　萌芽受挫阶段 （1949—1973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3年，人口学发展受到限制，出现波折。查瑞传教授在主编的《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称之为“在建设中探索与挫折”。这段时间没有出过什么专业的人口学教材，也谈不上学科发展。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人口问题的教学研究也未能幸免。吴景超教授于1957年1月在《新建设》杂志发表了《社会学在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其中谈到人口等课程在高校没有得到安排。

　　有一个例外，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国内最早创办的人口学研究机构，创办人是提出著名的“爱辉—腾冲人口地理分布线”的胡焕庸老先生。胡老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是海内外著名的人口地理学家，1935年发现并概括了这条至今仍为人乐道的人口分布线，国际学界将其称为“胡焕庸线”。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人物和事件是北京大学原校长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以及其后遭错误对待。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休养生息使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赤脚医生制度功不可没），但在延续数千年的传统生育文化驱动下，人口的生育率居高不下。与全球人口从20世纪50年代进入2%的快速增长时期一样，中国人口也开始进入高出生、低死亡和高自然增长的“转变增长”阶段，后来国际上所谓“人口爆炸”论只是对这一阶段的夸张描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亏损严重，而苏联地广人稀，鼓励“母亲英堆”（到50年代初期，苏联有38000多名生育了10个以上儿女的母亲被授予“母亲英雄”荣誉称号）。斯大林关于人口不断增加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观点成为正统的人口思想，对学界影响很深。中国领导人也认为人多是好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持完全批判的态度。1952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的社论。为回应美国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看法是，“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巨大的人口资源是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之一（《新建设》1953年第5期），但同时也有人认为人多有困难。1954年11月1日，白建华在发于《人民日报》的《六万万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力量》一文中谈道：“我们承认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人口迅速增长是有可能造成生活上的某些困难的。”应该承认，中国政府实际上一直在关注人口问题，如20世纪50年代就注意到城币流民问题、农村劳力剩余问题、广大妇女的避孕节育问题。1954年5月28日，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回复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反映已婚工作女性避孕节育需求的来信上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同年12月27日，刘少奇主持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明确指出：“党是赞成节育的。"1956年11月，周恩来也谈到人口众多造成吃饭困难，所以要提倡节育。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发展科学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1957年，邵力子、马寅初等爱国民主人士提出了开展人口研究和晚婚节育的倡议，随后吴景超等著名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在《文汇报》、《新建设》等报刊杂志发表了有关人口问题的大量文章。1957年2月，40多位学者聚首中央劳动干部学院探讨陈达《1953年中国人口普查：国家建设和人口研究的基础》一文，并达成三点共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快，婚龄应适当推迟，人口增长与就业存在矛盾。同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马寅初“新人口论”，先生实事求是、爱国爱民、坚持真理的精神，引领着后学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学科体系。

　 复苏繁荣阶段（1973-1994年）

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学者雏凤新声，发表了大量有关人口控制、人口素质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开创了低生育后果和生育文化的研究，后者的研究直接为199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启动“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奠定了基础。

1973年到1994年，是中国人口学复苏繁荣阶段。1973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室成立，标志着中国人口学的起步。在此前后，国家也成立了专门机构来实施计划生育。1974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非洲外宾时指出：“中国人太多了”。同年12月指出：“人口非控制不行”。毛泽东的权威使人口控制的探讨终于开始。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吉林大学、河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人口研究所, 1977年，《人口研究》杂志创刊，后来陆续创办了《人口与经济》、《人口学刊》、《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中国人口科学》、《南方人口》、《西北人口》、《人口和计划生育》、《人口与发展》（原《市场与人口分析》）等刊物。1978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召开，围绕社会主义社会人口规律和控制人口与四个现代化关系进行讨论。

　  1979年9月14日，马寅初先生和“新人口论”被平反。这其中，学界起了很大作用，例如田雪原研究员、张纯元教授、邵秦教授等纷纷写文章呼吁平反。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全文发表了田雪原《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同年11月，《新人口论》再版，一时洛阳纸贵。

　  中国人口学以“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姿态不断壮大自己。“走出去”表现在中国人口学组团参加国际会议，借联合国人口基金之力到发达国家访学和留学。1979年，中国派出第一个人口学出国代表团，到联合国和国际知名人口学机构访问。其后，还有一大批现在活跃在各大研究机构、发挥着骨干引领作用的中生代学者留学海外，学习西方的人口学理论和方法，开启了新中国人口学国际化和本土化交叉进行的历史。“请进来”表现在请外国学者讲学和翻译国外著述。198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曾经邀请国际人臼学会主席、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来华讲学。同时，有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学者雏凤新声，发表了大量有关人口控制、人口素质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开创了低生育后果和生育文化的研究，后者的研究直接为199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启动“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奠定了基础。这段时间，概要来说：

　  第一，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教材和专著。如《人口统计学》(1982)、《世界人口》(1983)、《人口理论教程》(1985)、《人口学辞典》(1986)、《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技术》(1991)、《人口经济学》(1983)、《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1987)、《社会人口学的视野》(1992)、《人口分析方法与应用》(1993)、《中国人口与环境》(1992)、《人口原理》(1992，商务印书馆重版)、《生殖崇拜文化》（1990)等。

　  第二，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和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百篇文章同时讨论两种生产理论，成为本土人口学理论的重点和焦点。《人口理论教程》是集大成之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回答了“中国人门为什么需要控制”这一难题；政府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以及“两胎加间隔”的政策主张；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宪法；重新评价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出版《马尔萨斯人口论述评》(1986)等。这一时期成立了中国人口学会，学会组织了大量的学术活动，编印了大量的会议文集。人口学者借助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1982年以来生育节育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等，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诸多方面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人口学界也组织了大大小小很多类型的人口调查，例如1987年“全国74城镇迁移人口抽样调查”、“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1992年“老年人供养体系专题调查”等，推动了迁移人口学、老年人口学的研究。

　  深化拓展阶段（1994年至今）

　　  1994年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之后，中国学界引进了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等先进理念，极大深化和拓展了人口学的研究视野和领域。

　  1994年以后，是中国人口学深化拓展阶段。同年的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之后，中国学界引进了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等先进理念，极大深化和拓展了人口学的研究视野和领域。一些中青年学者登上国际舞台，或讲演或访学或发表论述，在国际人口学界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人口健康、社会性别和老龄问题等诸多方面取得成绩，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等好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增多，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空前拓展。

　  第一，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在20世纪初之前成为热点，催生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人口学者加深了对“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这一命题的认识，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而非首要问题，提出了三种生产甚至四种生产等观点。国内出版了大量的论著，也开设了相关课程。

　  第二，人口学学科体系建设成就显著。集大成之作是邬沧萍主编的《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2006）。此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论证了人口学独立的科学地位，强调人口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变量，是一门实证和规范相结合的交叉学科，消除了中国人口学只研究计划生育问题的误解，提出人口学是朝阳学科，在新的世纪任重道远的观点。

　  第三，生育文化研究成为新生长点。以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为内核的新型生育文化建设被认为是降低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文化推动力；也有学者提出中国需要倡导和建设“适度低生育文化”以确保人口长期均衡协调发展，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文化的力量要大于政策的力量。

　  第四，人口健康研究异军突起。健康人口学被视为新兴的交叉学科，对于出生缺陷干预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人口性别比失衡研究成为热点。学者在这个领域发表了几百篇文献，研究已经非常深人，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预防出生失调、关爱女孩和纯女户，而且关注其后果，如婚姻挤压和社会稳定问题。

　  第六，人口生育政策研究成为热点。焦点在继续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多数人口学者持后一观点。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