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行动主体多元化实现福利服务提供的变革

　　中国社会政策如何发展、路径如何选择、创新如何开展，才能推动社会政策适应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呢？

　　理念的现代化

　　在制定中国的社会政策时，全民“人口多、底子薄”的思维惯性和特殊的福利剩余模式理念成为制约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两大主要障碍。“人口多、底子薄”的思维惯性严重束缚福利体系建设，或者整个社会发展的制度建设。这些旧有理念给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公民，一说起我们的国情，习惯性说“人口多、底子薄”。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到了每个人的潜意识中。

　　比如前不久一些美国教授来访问，谈中国发展水平的时候，我也很自然地说，中国整体上来看，还是“人口多、底子薄”。弄得美国教授就问我：你是讽刺我们，还是严肃地讨论问题？美国相当多的国债都是中国人的钱，包括我们这些教授的贷款中也有你们的钱，你们却说“人口多、底子薄”。

　　可以说，“人口多、底子薄”已经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不完全相符，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不符。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很多文章依然惯性如故。

　　当几乎没有学者在提倡社会福利的剩余模式时，我们的政府部门中社会福利的剩余模式却还依旧占有一定的市场，同时社会大众中也还存在着非常特殊的福利逻辑，还坚持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认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还不行，福利政策要服务于经济发展，还要注意以家庭为中心，整个福利发展还不能有很强的再分配效果。

　　现在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在上述理念的支配下开展的。在这个时候，很多人一说起老年赡养，就还是强调家庭责任，一说起老年人的服务，还在强调是孝道。一遇到这个问题，就说这个社会不行了，道德沦丧了，孩子不养老人了，道德水平低下了。人们用一种很传统的理念来解读着现代社会，那就不会讨论专业护理技术，还是谈家政服务、保姆制度，不谈福利制度。

　　因此理念变革是中国社会政策转型和快速发展的首要问题。理念变革具体来说，必须是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如果知识生产方式不转型，那么中国的社会政策的转型就没有根基、没有基础。知识生产方式转型产生的第一个变革应该是全新社会福利结构的提出。中国社会福利理念的变革与突破，首先应该是“3+2”上面的突破，也就是建立起儿童的福利政策、残疾人的福利政策、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和医疗保障、教育福利。“3+2”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突破，才能决定我们未来的基本社会政策的设计。通过建立这个框架性的结构，中国的社会政策才能进一步往普惠性方向发展，综合性的广为覆盖的社会福利体系也才能有效建立起来。

　　行动主体的多元化

　　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第二个要做的恐怕是服务革命。社会服务革命，过去的理解都是家庭式的，比如到一定级别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但是当人均GDP过4000美元以后，通过国际比较我们突然发现，甚至我们的离退休干部、名牌教授在离退休之后享受到的老年服务、养老护理各方面的服务，都赶不上发达国家的一个普通老年人。因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护理技术，我们国家没有，没有这样的护理专业，没有这样的护理人员，没有这样的护理支撑体系。缺乏为老服务、为小服务、为我们普通人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服务。

　　要实现服务革命，本质上要求我们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行动主体能够实现多元化。行动主体的多元化并不指淡化国家责任，强调社会和家庭的责任，而是指福利服务实施主体的多元化，尤其是应该强调社会组织在福利提供中的作用。目前中国社会政策的行动主体几乎完全是政府,政府几乎包揽了从制定到实施的一切社会政策事务。虽然有一些人民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和群众团体也承担了许多社会政策事务,但是这些社会团体实际上是政府的“助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第三部门。只有发展和壮大了第三部门，突出专业性的服务，才能真正引入竞争机制和实现主体多元化，从而实现服务革命。

　　技术手段的科学化

　　第三个大的转变，要转变我们社会政策的知识生产方式，恐怕首先要计算一下数据，要有一个数据研究方式，数据研究方式的革命或者说是数字革命。我们的文化从来不太注意数字。比如说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福利体系，到底要花多少钱？神木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到底要多少钱，是否就是乌托邦？

　　比如，学术界发出的声音是否定神木模式的，在我看来，这说明知识界出现了结构性的毛病。结构性地否定神木模式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不注重数据的计算。严格计算后，可以发现神木模式下，用人均不到400块钱，准确地说即330多块钱就可以做免费医疗了。那330元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全国只需要4300亿，即不到5000亿元就可以做全民免费医疗了，就达到神木模式水平了。

　　可以说对于数据的不重视，倾向于做简单的原则规划，这种管理传统还相当有市场。要进行整个社会政策的转型，要大幅促进社会政策全面发展，没有数据分析模型的改变是不可想象的，也加速不了社会政策的发展。

　　除了数字革命，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上还应该更加重视程序、技术和标准体系的建设。中国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上，程序不规范，未建立起有效的多方参与政策制定机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利益相关者有充分的参与和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机会。同时在技术手段上也未形成标准体系，不能实现社会政策所需信息收集的充分性和科学性，这也是下一步在社会政策转型中需要重点突破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