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所拥有110年历史的著名学府,苏州大学在一个多世纪的改革发展和历史传承中始终坚持挖掘和弘扬学校的深厚文化积淀,致力于大学文化建设和文化育人,不断扩展大学的文化引领职能,自觉担当起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重任,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与文化发展之路。

　　王卓君,1958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苏州大学党委书记。先后求学于南京大学哲学系、东南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及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曾公派赴美国马里兰大学政府与政治学系访学。主要从事学科方向为哲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软科学重点项目及教育部、江苏省多项课题。

文化自觉塑造大学传统

　　记者:我们知道苏州大学前身是东吴大学,现在漫步于美丽的苏州大学校园,从这些古朴的建筑印迹上,仍然能亲切的感受到这份中西文化辉映的独特光芒,对于这段文化的前世过往,在新的时代来审视,您有怎样的评价与解读?

　　王卓君:相信一代代的苏大学子徜徉在这美丽校园中也会有着与你同样的感受,在受惠于这份独特的文化熏陶与馈赠的同时,也引发着我们进一步的追寻与思考。东吴大学诞生的1900年正是中国经济社会积贫积弱、西方文化大举冲击的时期。在深厚积淀的吴地文化与近代欧风美雨的交汇下,孕育出了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制大学,期间伴随着中外文明的碰撞,本土士子的文化意识也在逐渐觉醒。首任华人校长杨永清在就职后,面对这种文化期盼勇敢担当了民族化、本土化改造革新的重任,将学校办学宗旨确立为“注重学业,培养品格,树立优良学风,提倡服务精神”,并强调“以道德为学问之基础”,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既包含了对人才培养的文化道德要求,也蕴含着近代中国大学人和知识分子对文化民族化、本土化的一份自觉与守护。新中国成立后,历经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90年代的高校合并,各所并入学校文化传统在新的苏州大学身上融汇聚合,这种文化自觉与坚持的基因一直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创新。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对文化的自觉和坚持,据我所知,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其中的涵义和大学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王卓君:文化自觉最早是由我校东吴时期校友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首先提出的,经过先生的大力倡导和文化学术界人士的阐释和探讨,文化自觉“已不是一个孤立的理念,而是已经形成为一种文化观,一种有深刻意涵的文化理论”,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发展趋向,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进而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但是文化自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的历史就相当长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展开。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就是在西方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

　　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文化全球化趋势也在加剧,其间文化的普适性与特殊性这对矛盾愈演愈烈。各国大学由于植根于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环境,孕育着一个民族最为丰厚的文化积淀,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转化和创新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并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过往、现实和发展趋向有着较为明晰的体悟和感知,对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新型文化的培育、重构有着较为浓烈的自主意识和行动使命。因此,大学应当也能够成为文化自觉最高的场所。另外,文化自觉并不单纯是个体的自觉,只有当它从个体转化为群体、民族文化自觉的时候,才能引领社会前进,才能形成支撑民族复兴繁荣的新的先进文化体系,而大学因其特征正是完成这个转化的关键。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又因其处于国际知识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而有可能沦落为后殖民化的工具,因此对全球化进程中隐蔽的文化入侵,必须有所理性回应,大学文化自觉的回归、提升与实践,便成为了理所当然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