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走过许多泥淖与弯路,她的历史图景中也有过不光彩的暗影,但那种自由、严谨、求实的学风,那代代薪传的“系格”,始终没有中断或放弃。

　　所谓“系格”是什么?北大中文系的传统何在?魅力何在?这是我们治史过程中常常思考的。这好像感觉得到,是一种实有,却又难于具体表述。“系格”是由某种主导性的氛围长期熏陶而成,是一种生生不息的风气与习惯,一种共识与游戏规则。这里说说我们所理解的北大中文系的“系格”,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思想活跃,学风自由,环境宽容。北大中文系历来人才济济,每一阶段都拥有许多名家大师,中文系靠他们出名。为何有这么多大师名家汇聚?不见得都是北大自身培养的,相当一部分是吸引进来,或者合并过来的。北大中文系以学风自由闻名,有人可能觉得“很难搞”,其实是弥足珍贵的传统。这里不是没有纷争,矛盾不见得比别的单位少,但她自己能够调和、消解、转化,这不简单。回想五四前后国文系“章门学派”与新派的分歧,即“文白之争”,其激烈程度往往被后来掩盖了。但这里有游戏规则,有共同点,就是尊重学术,尊重自由。只要学术上有专长或特色,能成一家之言,无论其在思想上是何主张,甚至性格上生活上不无可议,都可以上中文系的讲台。有许多回忆文字都说五四之后“新派”占上风,但其对手“章门学派”的学术理路也延续下来,并成为主流:事实上“新派”也多少接纳并融汇了它对手的路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这就是宽容大度的学术襟怀。

　　当然,在宽松、自由的另一面,又还有严谨求实的风尚。前面讲到,不同的观点、理路完全可以在这里并存,但有个前提:必须有真才实学,做学问要严谨认真。否则,在中文系很难待下去的。中文系的“王牌”学科,如文学史、汉语史、文献学等等,接受传统朴学的影响较深,注重材料,析事论事力求准确有据,一直是主流学风,也是相对稳定的学术“游戏规则”。所以这个“系格”,在宏放自由之外还要严谨,两者相辅相成,蔚成风气。讲求严谨,也就是讲求学术上的尊严,这方面理应从传统中发掘精神资源。当前,在比较浮躁功利的社会风气之中,做到这一点似乎是越来越难了。惟其如此,严谨的学风更显得宝贵,更要大加彰扬。

　　第二方面是教学。北大中文系的办学理念并没有清晰的表达,但感觉得到,这里注重为学生打厚实的基础,然后放手让他们各自寻路发展,而不是常见的那种教给学生怎样做,总希望他们今后能照章办事。中文系的学业比较轻松,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拿到毕业证不难,真正上路并不容易。中文系培养了众多人才,他们发展的路向宽广,不止是学术圈子,做各行业的都有,而且都可以做得不错。100年来,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本科生有7000多名,硕士生1200多名,博士生800多名,量不算大,现在很多学校扩招几年就赶上这个规模了。但这里比较接近精英教育,注重基础扎实,眼界开阔,发展的余地与后劲就可能比较大。我们在整理历届毕业生名册时,很多熟悉的名字让人眼睛一亮:原来有这么多中文系毕业生成为各个学科的骨干、带头人或者顶尖的学者,还有就是在其他领域做出显著成绩的人物,所谓人才培养的“成功率”比重是很大的。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北大研究所制度,培养研究生的模式很注重因材施教,出来不少杰出的学者,其经验值得现在借鉴。

　　另外,有意思的是,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访问学者、进修生数量巨大,甚至超过本科生。这在其他学校少见。旁听生有不少认真学习,学出名堂的。如作家沈从文、丁玲等,都是来国文系旁听的常客,听来听去,有大受用,逐渐成为学者名流,甚至站到北大讲台上当教授了。这种对旁听生来者不拒的风气北大历来都有,如今再度兴盛。至于进修教师与访问学者,光是1978年到2009年,中文系就接纳过1840多人。现今全国多数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骨干和一些学术名家、学科带头人,当年都曾经在北大中文系访学或进修。这也是北大中文系人才培养不可忽视的的实绩。

　　一本史书的完成,会有一些过滤,过滤了的历史总是比较“干净”的。北大中文系虽是学术高地,许多学人羡慕的地方,却也并非完全 “干净土”,她有她的矛盾和问题,有负面的东西,本书没有刻意去回避这些历史的负面。而到今整个社会大变局,许多原来意象不到的新问题和老问题纠缠一起,成为发展的困扰。面对市场化大潮,身处传统价值崩溃的浮躁年代,北大中文系能否做到守正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编这本系史,回顾中文系100年的历程,我们对“困扰”的感触格外强烈,惟其如此,也就格外珍视中文系的“系格”。

　　此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一书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