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

　　文化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包括了所有人为的创造物。一般来说，文化包括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心理情感、价值观念等。我们可以把文化分为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器物层面的文化处于文化的最表层，指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产品的手段、方法、工艺等；制度层面的文化处于文化的中层，它是人们为确立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对其进行整合、调控而建立的各种规范体系；观念层面的文化则处于文化的最里层，它包括人们的心态、心理、观念、思想、信念、信仰以及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等。

　　对文化作这样的划分，符合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文化认识逐步深入的历程。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落后挨打的局面，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序》)的主张。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海国图志·筹海篇·决战》)。这实际上认为中国挨打的原因是武器落后，技不如人。后来的洋务运动大力发展近代军工业及海军，试图以此摆脱挨打局面。甲午海战失败后，人们发现，落后挨打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制度落后。于是，戊戌变法试图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失败后，文化上的“全盘西化”主张成为主流。同时，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辛亥革命风起云涌。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并没有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梁漱溟分析说:“于是大家乃有更进一步的觉悟，以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假如不从更根本的地方做起，则所有种种作法都是不中用的，乃至所有西洋文化都不能领受接纳的。此种觉悟的时期很难显明的划分出来，而稍微显著的一点，不能不算《新青年》陈独秀他们几位先生。他们的意思要想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截了当去求最后的根本。”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器物、制度落后的背后是观念的落后。彻底的社会变革，要以一场彻底的观念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检讨和清理为前提。唯此，才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亡图存的道路。毛泽东在总结近现代历史时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批判封建腐朽文化，并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改变中国现实创造了思想文化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的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划分是思维中的抽象。实际生活中，文化的三个层面或三个层面的文化是相互交织、渗透在一起的，彼此不能分开。例如，一所房子，是在一定设计理念指导下建起来的，并且是在一定的制度组织条件下完成的。也就是所说，这所房子既内含了一定的制度，又内含了一定的观念。三个层面中，器物层面最活跃，变动最频繁；制度层面则规定着文化整体的性质，变动缓慢；观念层面处于最深层、最核心的位置，最为稳固。价值观作为观念的“观念”，又是观念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主客体关系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实关系。价值作为反映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范畴，标示客体的存在、作用及其变化对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价值观作为关于价值的观念系统，是对一系列价值关系和普遍性价值问题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由于国情的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往往各不相同。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任何价值观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文化而独立存在；同样，没有价值观的文化也是不存在的。因而，价值观建设对于文化建设来说至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