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过渡之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基本制度完成奠基，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基本完成奠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奠定了长远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推进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都发生巨大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以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形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奠基和社会主义基本道德价值观的确立（1949~1956）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奠基

　　新中国成立后，遵循《共同纲领》的规定，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着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共同纲领》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没有明确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但是，这一点其实是不言而喻的。用什么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肃清之后的思想阵地由谁来占领？答案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点，既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中国未来前途的必然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唯一科学的理论武器，使它在广大群众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已经确定地在中国人民中间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页。。从新中国的前途来看，新民主主义实际的发展前途就是社会主义，这个前途也决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将成为新中国的指导思想。

　　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使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保障和物质条件。党的各级宣传机构迅速健全起来，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同时掌握了一些重要的新闻出版、广播电台、报纸、刊物等舆论工具，并规定了党的宣传部门对文学艺术、学校等其他文化教育工具有领导职责。党所领导的全国范围的宣传网络、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逐步建立起来。翻身获得解放的广大群众，过去束缚他们的思想锁链已经被粉碎或者正在被粉碎，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对新社会充满着热情，有着很高的政治学习意愿。“各种干部、教授与教师，艺术家与科学家，特别是知识青年，都把政治学习看做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少的部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这表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但是，任何政党和国家自觉的意识形态，都不是自发形成的，它不但需要客观的社会基础和条件，而且需要执政党进行不懈的思想斗争，对人民群众进行广泛持久的宣传和教育。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新生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也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等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普及教育、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批判艺术领域的唯心主义等活动，来推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确立。

　　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和普及，使得广大干部和群众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本观点和原理，获得了关于阶级、剥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政党等等的知识。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不仅巩固了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而且在机关、学校、农村、厂矿企业等等，几乎整个中国大地上扎根、深入人心，以至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了极其长远的作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使一些知识分子逐步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自己的主观世界进行深入分析和反思，推动了世界观的转变。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也开展了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在党内，主要是清除和批判腐化堕落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外，主要是肃清一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特别是配合援朝战争，肃清美帝国主义等在中国传播的有害思想。对电影《武训传》和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则是当时批判文艺领域唯心主义的典型事件。

　　上述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文艺领域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总体上来说，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清除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明确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历史唯心主义，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看待问题，都有教育和启发意义。但是，在批判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工作上简单、粗暴的缺点，这是采取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思想改造很容易出现的现象。从反面对我们如何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怎样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和教训。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于我们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系，如何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等问题，还缺乏十分科学的认识和成功的经验。这种认识上和经验上的不足，以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同后来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至十年“文革”都有其内在的历史联系。

　　（二）社会主义基本道德价值观的确立

　　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消灭旧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并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准备条件的同时，也开始在社会道德领域除旧布新，宣扬和发展新的道德观念。在这一过程中，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观。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建立新中国的《共同纲领》第41条、42条，规定了思想道德建设的蓝图，明确要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同日，毛泽东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尊重社会公德”。随着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五爱”公德逐步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的“五爱”公德。“五爱”社会主义公德在此后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始终得到了坚持和遵循。1982年，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用“爱社会主义”取代了“爱护公共财物”。此后，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都把“五爱”作为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予以确认。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一贯倡导阐发的重要思想，党的七大把这一思想写入党章，从而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要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党章和建国纲领中，把“为人民服务”确认下来，足见党和国家对于“为人民服务”这一道德价值观的极端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和阐述这一思想。伴随着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广泛接受，“为人服务”不但成为共产党员的道德要求，而且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要求。这里应该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常常是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联系在一起，同“爱人民”的社会公德结合在一起，同“革命的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并没有明确提高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这一高度加以认识。直到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才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虽然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对“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弘扬，事实上已经使它成为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核心。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指出：“正确理解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如何处理利益关系问题，是道德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如何来理解和回答这一问题，体现了一种道德价值观的根本性质和基本原则。作为缔造新中国的民族领袖，毛泽东早在1945年5月31日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就阐发了集体主义的思想。他说：“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著作中，充分论述了集体主义思想，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等观点，从多个角度和方面阐发了集体主义思想。此外，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以及艾思奇、杨献珍等理论家也都对集体主义作了阐发。

　　对于上述三个道德价值观的阐发和宣扬，确立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从而奠定了一直延续至今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框架，即一个核心、一个原则、五个基本要求。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都坚持了上述基本内容。由此可以见，尽管新中国成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上述三个道德价值观始终被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价值观继承和延续下来。因此，它们的确立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奠基的长远作用和意义。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曲折中越来越走向“左”倾（1957~1978）

　　（一）指导思想的曲折与“左”倾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开始了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在经历曲折的同时，也在经济增长，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科学技术、教育、卫生、道德风尚、精神风貌等方面取了显著成绩。但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这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在十年探索期间经历了曲折并付出巨大代价。这种曲折和代价，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得尤其严重。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等问题作出正确估计，认为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生产力。但是，这些正确的判断和观点并没有坚持下来，毛泽东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页。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这种错误认识，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十年探索期间经历曲折，既取得了一些成绩，也犯了明显的“左”倾错误。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特点，是在曲折中越来越走向“左”倾。

　　1957年4月，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开始。整风过程中，各方面人士在对党的工作和作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涉及对党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等问题的评价。“这表明，一些怀疑、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右倾思潮，正在借党开门整风的机会碍事冒头和蔓延。”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这些情况超出毛泽东原来的认识和预期，推动整风运动的由正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斗争转向反右派斗争。由于对当时整个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又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反右派斗争出现了扩大化。

　　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面临的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这证明社会主义建设开展初期，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不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巩固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对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思想认识上还不够彻底、明确和坚决。极少数人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思想一旦蔓延和发生影响，就会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混乱。因此，开展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必需的。反右扩大化的后果，也说明党对于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复杂问题，还缺少经验。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使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当做当时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逐渐偏离。虽然经过后来“纠左”的努力和国民经济的调整，但是都没有能根本扭转“左”倾思想和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影响，以至发展到十年“文革”的全局性失误。这一过程，使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遭到挫折，也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走上短期内难以纠正的“左”倾错误，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想的盛行，引起思想领域的严重混乱。“由于‘文化大革命’玷污了党的形象、社会主义的形象，在一些人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怀疑乃至否定的情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7页。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事实上没有得到正确的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遭到极大损害。

　　（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迸发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扭曲

　　1956年之后，我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至1966年“文革”之前，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开始出现了“左”倾，并且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困难，但是，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我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石油工业、“两弹一星”事业都取得瞩目成就。这样的时代课题和时代成就，培育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那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怕困难，勇于登攀等光辉精神。1957年，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在这一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迸发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热情，保持了十分可贵的精神面貌。他们以高昂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育和涌现出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民族精神的典范。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期间，我们的社会道德风尚也基本上保持了良好的面貌。1961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团体代表时的讲话中就说：“我们有解放后的前十年的经验，那十年，我们的风气相当正。……儿童有礼貌，关心集体事业，关心公共秩序，看到不对头的地方就批评。这种好风气，要把它恢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页。1981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的道德建设，要求“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近20年的时间里，特别是在1959年以前的10年中，应当说，是我国道德建设的一段光辉的时期。”罗国杰：《新中国道德建设的回顾与展望》，《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

　　但是，这样的良好态势并没有顺利持续下来。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等的“左”的错误，也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深入和广泛确立产生了消极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捣乱，思想战线上长期间充满了胡言乱语，以至人们对于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许多干部和教师失掉了信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建设遭受严重挫折。

　　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充分说明了以下两点：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其进展情况深深受着党的指导思想、基本路线的影响。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的正确，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成效，对于团结和凝聚人民，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十年探索期间我们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自力更生、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1978至今）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和确立，从根本上扭转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倾错误，从此之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与中国改革和建设实践紧密联系，科学地继承毛泽东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发展和巩固。另一方面，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争夺阵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

　　（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

　　邓小平理论最核心的理论课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围绕这一问题，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卓有成效的探索，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等一系列具体成果。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来看，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了来自“左”和右的两种势力的干扰和影响，特别是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挑战。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和危害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在领导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坚强斗争的同时，推进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进展。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并通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也对其晚年的错误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在此基础上，继续确立起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决议》还提出社会主义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决议》对于统一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大会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入理论自觉的阶段。十二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了全面论述，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报告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概括为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两大方面，提出在建设高度是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进一步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

　　十二大召开之后，围绕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全国范围内在国营企业、农村、军队、高校等各条战线上开展了大规模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挥了一定作用。

　　198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的元旦社论，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对反对自由化斗争作出部署。此后，理论界开展了批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工作，一方面正面阐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一方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进行系统批驳。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资产阶级自由化蔓延势头开始得到遏制。但是，由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贯彻不力，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最终导致1989年政治风波。此段论述参考了赵智奎主编的《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页。这一教训充分说明：在是否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人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建设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加大步伐，进展顺利，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蓬勃开展，中央加强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有效斗争。与80年代中后期相比，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相对减小。但是，也并没有消失，而是改头换面，以所谓“远离政治”、“淡化意识形态”等观念和主张继续对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影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一方面继续警惕和加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另一方面，重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如何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时俱进，逐步探索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并在思想宣传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态建设方面阐发了丰富的思想，推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巩固和发展。

　　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第一次提出了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认真解决的三个历史性课题：如何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由此，《决议》提出了建立与发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历史任务，并提出今后15年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决议》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跨世纪的行动纲领。

　　为了贯彻落实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1997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作为党中央指导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组织机构。此后，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进一步开展起来。同时，以提高公民素质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为目标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全国各主要城市普遍制定了规范市民行为的《文明市民手册》和《市民行为道德规范》，各行各业也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了行业和职业道德规范标准，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逐步走向深入。

　　（三）与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中共十六大之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召开了六次全委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思想。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这一体系的基本内容，科学发展观被确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中央领导下，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的创新和宣传，开展了一系列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工作。

　　新世纪以来，党非常重视用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武装干部群众，先后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高潮。2004年1月起，开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2003年以来，围绕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陈云诞辰10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等重大节庆日和纪念日，中共中央和相关部门广泛开展主题宣传和教育活动，深入进行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改革开放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唱响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主旋律。

　　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成为指导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十六大以来，遵循《纲要》要求和部署，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公民道德建设在实践中开拓创新、扎实推进、蓬勃发展。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历史经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的奠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奠定了长远基础。这一基础又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革命精神的弘扬为基础。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必须充分汲取历史上的丰富资源，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弘扬历史上的革命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历史的考察证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和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能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明显成就；反之，就必然遭受曲折或挫折。在当前，继续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是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前提和保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从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所得出的唯一科学的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同时也需要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来作为支撑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基础的确立，新型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巨大成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完成奠基。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进步，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的可喜变化，使得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对未来充满良好预期。再加上新旧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强烈对比，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民群众产生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认同感，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始走进人们心中，开始在社会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同样需要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来提供有力的支撑、坚实的土壤。政治更加民主、经济上更加发展、社会关系更加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由中国共产党阐发并在全社会弘扬的，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它起先必然更多地具有外在要求和他律的性质。然而，价值体系的真实的存在样态应该是人民自觉的认同和践行。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道德观念和行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最为直接的示范效应，因此，他们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首要的重点群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从党员干部抓起、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

　　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的稳固确立，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开了一个好头，奠定了基本的基础，但是还没有巩固起来，不久就开始经受曲折。改革开放之初，新的剧烈的社会变革又对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冲击和挑战，加之我们在一段时期内放松了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社会范围内依然没有彻底地巩固起来。当前，我国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再加上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愈来愈家加紧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长期性与紧迫性，做到常抓不懈、长期坚持、持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