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真理标准大讨论加快了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步伐

　　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宣部召开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上宣布中国文联和五个协会正式恢复工作，为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确立了组织保证。根据会议决议，《文艺报》于7月15日复刊，为文艺领域进一步拨乱反正提供了自己的阵地。会议再三强调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紧迫性，许多同志也在会上指出，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要注意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贯彻“双百”方针，使思想文化领域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这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观念在文艺界已渐入人心，对于文艺界“左”的干扰的突破，已经由不自觉向自觉转化了。

　　1978年10月上旬，《文艺报》编辑部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座谈会，在发表这次座谈会的报道时加了“编者按语”。其中写道：“大家认为，这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现实的需要，历史的要求，我们文艺战线也要通过这场重大的讨论，来个思想大解放。我们要从解放以来29年文艺工作的实际出发，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紧接着，10月31日，《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座谈会，与会者通过讨论达成了共识，认为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正确总结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正反经验，促使我们的文艺事业大大向前发展”。许多人还认为：检验文艺理论、方针、政策和文艺领导工作的方法正确与否，就是要看文艺创作是否真正繁荣。只有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被“四人帮”歪曲、搞乱了的“神位”上，放到科学的位置上去认识，这是实现文艺思想真正解放的唯一途径。参见《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消息，对文艺界进一步消除“余悸”，解放思想，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同一天，《文艺报》在发表该报10月上旬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座谈会报道的同时，还特意开辟了“坚持实践第一、发扬艺术民主”的专栏，刊登了茅盾、巴金、沙汀等人学习探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文章。茅盾在《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指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这就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广大法门，为作家们创造新体裁新风格乃至新的文学语言，提供了无限有利的条件。也只有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不是一句空话。而要达到这境界，不能靠豪言壮志，要靠实践，再实践。”

　　如果说对“文艺黑线专政论”、“三突出”、“主题先行”论、“题材决定”论等的批判，从理论上批倒了“四人帮”违反艺术规律的创作模式；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艺界讨论的全面展开，则是从方法论的思想高度为新时期文艺思想的转型进行了准备。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

　　1978年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的“主题报告”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全会公报指出：“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还明确提出：“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在邓小平“主题报告”和全会公报的指导下，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更加全面深入。

　　首先，实事求是地、尽快地为蒙受冤屈的文艺作品和遭到迫害的作者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平反昭雪。《文艺报》编辑部和《文学评论》编辑部于1978年12月5日邀请文学、戏剧、电影工作者和出版社、报刊的编辑人员举行座谈会。会上列举了部分应予落实政策的作品，文学方面如《保卫延安》（杜鹏程）、《三里湾》（赵树理）、《山乡巨变》（周立波）、《赖大嫂》（西戎），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以及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等。戏剧方面如历史题材的《海瑞罢官》（吴晗）、《谢瑶环》（田汉）、《李慧娘》（孟超），现代题材的《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杨履芳）；电影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红日》、《暴风骤雨》、《怒潮》、《革命家庭》、《红河激浪》、《五朵金花》、《阿诗玛》、《不夜城》等。12月23日，《人民日报》为这次座谈会发表题为《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就全国来说，这项工作的进展不平衡，有些地区和单位步伐很慢，使得一些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至今未能平反。“继续故意拖延，就是坚持错误，就是犯罪！”文章强调：“凡是错案、假案、冤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彻底平反，迅速平反，要快刀斩乱麻，有错必纠。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要平反，‘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批错的也要改正。”

　　其次，从文艺思想理论上进一步拨乱反正。《上海文艺》1978年第11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艺术与民主》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文章指出，艺术创作的繁荣，文苑百花的盛开，离不开适宜的民主气候。文学艺术就其本性来说，是最容不得专制独裁的，任何形式的专制都会窒息艺术的生机，只有民主才能促进艺术的繁荣。该文从艺术要反映人民的呼声、艺术创作不能容忍“样板”、文艺批评不能“哪个大听哪个的”、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实现党的领导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艺术与民主的问题。《人民日报》于1978年12月23日以《〈上海文艺〉论艺术和民主》为题，详细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扩大了它的影响。1979年2月23、24日，《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了周扬1978年12月9日在广东省文学创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周扬提出和阐述了文艺领域的六大问题：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社会主义文学和它的同盟军；艺术的形式和风格问题；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问题；文学艺术的领导问题。在报告中周扬还重点谈了“双百”方针，他认为，新时期文艺要健康地发展下去，一定要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环境，如果没有创作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中国的文学艺术要出现繁荣和高峰，是不可能的。周扬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防止思想僵化。而思想僵化，对于我们是最大的危险。”这无疑是总结自身经验教训又接受邓小平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思想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