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中国的建立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重要基地与桥梁。1949年11月，刘少奇成功地组织和指导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为推动世界职工运动健康发展和为新中国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曾提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与吸收。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象中国那样的影响与作用。”[14]刘少奇认为斯大林的指示是正确的适时的，并且很快地在中国的国际交往活动中加以贯彻和体现。

　　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有世界工联主席、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路易•赛杨和31个国家的117名工会代表出席的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 世界工联副主席刘少奇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他在向大会所致的开幕词中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指出：“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今天能够在中国召开，这是由于亚洲和澳洲的进步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强大发展的结果。这是世界工联所领导的世界民主工会力量的发展壮大，反对美、英、荷反动工会领袖的分裂政策，坚持国际工人运动团结统一，以保卫世界和平、民主与工人阶级权益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次会议“将推动亚洲澳洲进步的工人运动和广大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更加向前发展，并在国际无产阶级亲密团结的基础上促进亚洲澳洲各国工人阶级的亲密团结”[15]。

　　会议中，苏联和欧洲的一些代表自认为是工人运动的正统和当然的领袖，处处指手划脚，什么事都要按其意旨办，不尊重东方国家的代表，因而在讨论有关文件时引起了争执。由于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举办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中国代表没有处理这种麻烦局面的经验，因而一时间一筹莫展。刘少奇得到汇报了解情况后，立即邀请这些代表座谈，在晓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求同存异的大义的同时，也对议程和会议文件作了适当的修改。这样，既坚持了原则，又尽可能地照顾了各方面的意见，一场风波遂得以迅速平息。路易•赛杨对刘少奇的工作和表现十分满意，高度称赞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在告别宴会上，路易•赛扬热情地向刘少奇祝酒，说：“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16]

　　亚澳工会会议的成功举行，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也为新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三、为了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和维护祖国西南边防的巩固与安全，刘少奇在新中国初创阶段各方面条件都极端困难的局面下，毅然代表党中央作出援越抗法的重要决策，从政治上、物资上和军事上给予了越南民族革命战争以强有力的帮助和支持。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胡志明的领导下，越南人民成立了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1946年12月，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越南人民被迫再次掀起抗法斗争的浪潮。1949年11月，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给予当时仍处于十分困难条件下的越南民族革命斗争以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并派人到越南帮助工作。

　　建国初期中共中央的机构尚不健全，还没有设立对外联络部，涉及外国党的问题主要由刘少奇直接处理。对胡志明提出的请求，刘少奇认为，虽然中国刚刚建立，各种矛盾与问题千头万绪，财政经济也十分困难，但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仅是我们不容推卸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同时这也直接关系到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与稳定，因为“这场紧靠中国南部边境的战争，是美国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的侵略包围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17]在经请示毛泽东后，刘少奇毅然代表中共中央作出了对越提供积极援助的决定。

　　由于通讯与交通极为不畅，情况不甚明了，刘少奇决定先派人作为中共联络代表赴越，中央办公厅主任罗贵波被选任联络代表。行前，刘少奇对罗贵波说，现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更没有一个国家对越南提供援助，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央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正义斗争，所以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刘少奇给罗贵波布置的任务是：转达两党的意见，沟通两党的关系；搞好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供制定援越计划的依据[18]。1950年1月16日罗贵波一行由北京启程赴越后，17日刘少奇即给越共中央发报通知中共代表已出发，次日又致电越共中央正式通报：中国决定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

　　由于信息不通，罗贵波等走后几天，刘少奇又接中南局报告：胡志明本人已秘密进入中国广西境内。刘少奇立即指示当地负责同志迅速派人护送胡志明安全到京。1月30日晚，刘少奇、朱德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设宴，欢迎胡志明并举行会谈。会后，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我们除盛赞越南抗战成绩外，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19]由于胡志明提出要去苏联会见斯大林和毛泽东，刘少奇遂又迅速安排他于2月3日晚乘火车离京赴莫斯科。

　　此后，根据中央领导的分工，刘少奇直接负责向越提供军事、经济援助工作。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说明援越工作的重要意义。他一再要求有关部门：所谓武器必须是合用的，所配干部必须是条件好的。1950年3月， 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通知罗贵波组成援越顾问团，罗为团长。后来又陆续加派了陈赓、韦国清、乔晓光等一批高级干部赴越，帮助训练部队，指挥战役和开展土地改革。1951年3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后，援越具体工作改由该部直接负责， 但重要决策的作出与实施，仍是在刘少奇的关心与指导下进行。刘少奇在援越抗法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在中越两国的革命历史上都是永放光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