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50年代下半期，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与尖锐的对抗。刘少奇临危受命，两次出使苏联，努力化解苏波和苏匈矛盾，缓和中苏紧张关系，为局势的转危为安，为社会主义阵营重新回到团结统一友好合作的正确轨道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波兰国内出现紧张局势。这种局面的造成，一是因为长期以来苏联对东欧一些国家抱着大国主义态度，严密控制并不断干涉其内部事务，造成了双方关系的紧张；二是波兰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不少错误，严重脱离群众，在人民中积累起强烈不满；三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东欧引起了极大的思想动荡，纷纷要求摆脱苏联控制。是年6月， 波兰西部工商业城市波兹南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而对此事件，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认识上有着严重的分歧。
苏共中央极度焦虑波兰局势，认为波兰党内出现了一股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倾向，必须坚决制止。10月中旬，苏开始在通向波兰的交通要道上集结军队，赫鲁晓夫也亲率代表团飞抵华沙，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进行干预。同时，苏共两次致电中共，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处理波兰问题，并要求代表团的规格要高，最好由刘少奇或周恩来率领。
对波兰局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也在予以密切关注。接苏共来电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毛泽东说：“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会议认为，在目前这种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坚决反对苏联对波兰采取武装干涉[20]。波兰局势虽然复杂，但“看来还不象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走入西方集团”，应当承认目前波共中央的领导，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它合作，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21]。会议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去苏联。10月23日晚，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并会晤了赫鲁晓夫等人。赫鲁晓夫在介绍情况时，一方面向中共表示在对待波共问题上采取粗暴的态度是不对的，对波兰的怀疑也没有依据；另方面又对波兰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心存疑虑，希望中共对波兰做些工作。
正当中苏两党就波兰问题进行商谈时，又传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动乱的消息。匈牙利出现这种严重局面同样也不是偶然的。在苏共20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政治气氛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和社会上一部分人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对斯大林时期匈党所犯错误进行彻底清算，摆脱苏联控制实现独立自主。而与此同时，西方势力也乘机挑动破坏，使布达佩斯局势严重恶化，匈党和政府失去控制能力。
10月24日，刘少奇邓小平等应邀参加苏共中央讨论波匈局势的紧急会议。在发言中，刘少奇两次强调毛泽东在北京同尤金大使所谈的对波兰事件的看法，并就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向苏共中央提出坦率的批评。刘少奇认为，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在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问题上犯了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因此，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这是波匈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他也表示，尽管发生了一些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拥护苏联做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22]。经过劝解，苏波双方接受了中国党的意见，苏共还发表宣言承认自己存在着损害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关系的错误。由于匈牙利国内局势已处无政府状态，反政府势力已占上风，苏共中央准备放弃努力从匈撤出军队。对此，刘少奇等在经过紧急讨论并向北京作了汇报请示后，于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明确反对意见。认为，在目前这种局势下，苏军撤出匈牙利，把匈交给使用暴力手段的反政府势力是不妥当的。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对苏共中央最终决定在匈牙利采取进攻方针，尽全力挽救匈局势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以后波匈国内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紧张局势趋于缓和。刘少奇的外交智慧与谈判才华又一次为世人所折服。
1960年11月，刘少奇率团再次赴苏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于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当时，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由于苏共20大后一连串事情的发生，正处于一种日趋紧张的状态。会议开始前，苏共中央就向各代表团散发了一份长达6万字的攻击中共的信件，造成一种很不正常的气氛。对此，刘少奇等早有预料，因而除在大会上耐心说明自己的观点，以争取各国代表之外，还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做其他代表团的工作，争取他们的理解与合作。刘少奇对驻苏大使刘晓说，我们要高举顾全大局、互谅互让、达成协议、加强友好团结、开好会议的大旗，把这次会议开好，并在这一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他要刘晓以多种方式把中共的态度透露给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当会议争论激烈、气氛紧张时，刘少奇一方面要刘晓去做波兰和罗马尼亚使馆的工作，通过他们去影响两国代表团，希望其能够起缓冲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把米高扬、苏斯洛夫请到自己住所，严肃地警告他们：“宣言里不许谴责或影射任何兄弟党，我劝你们不要把事情做绝了！你们若不听劝告，一定坚持把事做绝，破坏了这次会议，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一定会受到历史的谴责。”[23]刘少奇的坚定立场与灵活策略，终于取得了好的效果，使濒于破裂的中苏关系又出现一定程度的缓解，基本维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局面。
五、为了争取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摆脱美苏同我处于对立状态造成的不利局面，刘少奇在60年代频繁出访我国东、南、西部的近邻国家，为争取众多的国际朋友与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60年代上半期，由于美国继续敌视中国、苏联不断攻击中国和印度肆意挑衅中国，形成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外交形势最为严峻的局面。为了打破来自中国东部、北部与西部的多层威胁，营造一个睦邻友好的国际环境，刘少奇于1963年和1966年连续对印度尼亚西、缅甸、柬埔寨、越南、朝鲜、巴基斯坦、阿富汗周边国家开展了广泛的参观访问与国际交流工作[24]。
在对上述国家进行访问的过程中，刘少奇高度评价了它们与中国的好友交往和在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结下的深厚友谊，赞赏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中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与各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刘少奇说，中国不容许别人用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对待我们，同时也不容许自己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别人[25]。中国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亚非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我们在给援助时，没有任何政治和经济的要求[26]。
在访问中刘少奇还多次谈到亚、非、拉的民族独立问题。当时，从国际战略格局来看，虽然美苏两国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但是，不仅在他们的盟国中独立自主的倾向有所发展，而且随着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赢得独立的新兴国家成为了与美苏抗衡的强大的国际政治力量。对此刘少奇作了充分肯定，指出，“亚、非、拉国家要取得独立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是继续前进的，它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不甘心完全从它们的势力范围撤退，还想保持它们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实际上这是一个斗争，是一个亚、非、拉美被压迫人民及其领袖要独立同殖民主义国家要保持它们的利益和特权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还会继续发展。一时产生逆流是会有的，但总的历史发展趋势必然是亚、非、拉国家完全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势力下摆脱出来，获得完全的独立。”[27]
刘少奇对上述7国的访问，不仅增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了解与友谊， 为营造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对于宣传和扩大毛泽东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对于新中国实施建立世界范围内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也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刘少奇在新中国外交工作中的光辉成就已成为共和国辉煌历史的一页。追述与研究这些业绩，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学术意义，可以丰富与充实党史、革命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内容，而且对于今天我们遵循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主题、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进一步建立睦邻协作的国际关系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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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404、412页。
[3][8]闻一、丁明译：《关于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北京革博）1998年第2期，第9、10、2～3页。
[4][5][6][9][10][12][19]《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5～16、25、45、17、35～36、344页。
[7]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年。转见徐则浩：《王稼祥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60页。
[11][13]1949年7月27日《刘少奇与斯大林谈话记录》。 转见张飞虹：《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与中苏结盟》，《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5][18][21][22][26]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65、666、804、805～806、804页。
[16]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17]谢益显：《折冲与共处——新中国对外关系4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20]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23]李连庆主编：《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24][25][27]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参见1963年和1966年相关条目，第635、636、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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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教授 合肥 23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