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仍然是六十年代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但中美对峙的主题在六十年代有了转换。随着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升级，反对美国从南部对中国的威胁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中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向越南人民提供了政治、道义、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援助，应越南方面请求派出了包括地空导弹、高炮、工程兵、铁道兵、扫雷部队、后勤部队等32万人，最高年份达17万人。他们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公路、铁路和机场、通讯设备、国防工程和沿海扫雷等任务。他们在北越抗美的三年零九个月中，击落美国飞机1700多架，改建和新建铁路477公里，抢修铁路桥梁30多座，修建公路200多公路及公路桥305座。在作战中中国援越部队伤亡4200余人，其中1442人长眠在越南。

　　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处于不同国际地位的中苏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共运一些方面的认识产生了分歧。苏联仰仗自己大国地位，企图将中国拉入其“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在双方产生战略分歧后，作为共产党执政的两个国家都试图通过寻求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的原则来解决分歧，但分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演变为意识形态的大辩论。而意识形态的分歧反过来又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导致了中苏关系从友好到恶化的转变。由于1965年3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劝阻执意在莫斯科召开 “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中国与另外7个国家的共产党或劳动党拒绝参会，国际共运在组织上出现了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从此，中国把苏联和美国等同起来，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主张。受这个战略态势的影响中国在六十年代在对外政策上显示出“两面开弓”、“四面出击”的态势，一度把对外宣传世界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工作的重点。

　　中国与广大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中国与大部分周边邻国通过谈判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对于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在谈判时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和双边关系的大局，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根据这样的原则，1960年中国首先与缅甸达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条约，随后又先后尼泊尔、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但是，由于并非中国方面的原因，中国与苏联和越南等国家的边界没有在同一时期内得到解决，原本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印度，在边界问题上不承认双方之间存在边界分歧，意图把非法“麦克马洪线”强加给中国，在多达13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分歧上立场强硬，在边界线上推行所谓的“前进政策”，导致双方在1962年边界冲突和战争。

　　中国与亚非新独立国家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加，关系全面展开。从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有26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使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翻了一番。在这些国家中，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除了锡兰（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古巴外，均为阿拉伯非洲国家。同时，随着外交关系的建立，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频繁。从1955年底至1965年初，有亚非18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进行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访问也高达30余次。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对亚非13个国家的访问期间，在马里提出了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八项原则。

　　这个时期中国爆发了“文革”，导致国内的动乱。中国外交也受到严重冲击：外长批斗，司局长靠边站，外交机构瘫痪，中国与一些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受到影响。

　　三、团结一条线、联合一大片，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期，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一方面，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尼克松政府在1968年提出旨在从亚太收缩的“尼克松主义”，意图利用各种相互矛盾力量的对立来“相互制约”，以维持“全球均势”，保持美国的全球地位。尼克松于1971年7月提出，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前途。”尼克松根据对国际上力量格局、美国国际地位，以及面临挑战的认识，开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改善对华关系。

　　随着美国国力的衰弱，美苏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差不多在尼克松提出其以“收缩”为主要特点的“尼克松主义”的同时，苏联领导人则提出了旨在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进行干涉为主要内容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两个主义标志着中国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不断增加，1969年3月还爆发了“珍宝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