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的转型，引起了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涌现出不少成果，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冷战后的中国外交转型

　  冷战结束初期，西方对中国的主导看法是“中国崩溃论”。但是，让这些人失望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热潮，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稳定，政治安定，毫无崩溃的迹象。于是，“中国崩溃论”不攻自破。但是，另一种言论，“中国威胁论”开始粉墨登场，在一些学者、媒体的鼓噪下愈演愈烈，一度甚嚣尘上。

　  所谓“中国威胁论”，一般是指中国的崛起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的观点、理论和思潮。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因而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但该文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1992年以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一些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甚至某些政界领导人开始对中国国力的上升表示担忧，并从各种角度、在各种场合提出并宣扬“中国威胁论”。英国《经济学家》1992年出版的专刊《当中国醒来时》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物《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号）刊登的文章《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可谓开“中国威胁论”先河之作。自此，“中国威胁论”在国际舆论中开始赢得市场。1997年，罗斯·芒罗与理查德·伯恩斯坦在合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宣称“中国在下世纪成为世界主导力量后，肯定是美国的长期敌人而不是战略伙伴”。《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可算是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巅峰之作。这些西方媒体的思想很快在亚洲引起了回应，1992年8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断言，“中国正在成为破坏亚洲均势的不稳定因素”。1993年5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会见美国总统克林顿时则表示，中国经济一经发展，就可能在军事上抱有野心。而东南亚国家由于在历史、领土及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存在利益冲突，因而“中国威胁论”一度在东南亚也颇具市场。印度等国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对“中国威胁论”在亚洲地区的扩散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面对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并发展了邓小平外交思想，适时调整外交政策，中国外交行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国外学者迅速注意到了这些新变化。

　  第一，中国大战略的变化。金骏远认为，冷战结束初期，中国对如何应对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各种战略挑战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国际原因是：在冷战时期，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使中国很容易区别朋友和敌人。冷战之后，中国不再面临直接的军事挑战，与之相反，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构成的威胁更加微妙、间接（与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可能带来腐蚀性的政治影响；由于台湾当局挑衅有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宣称可能造成精英分化或普遍的不稳定），以及包括边缘而不是核心的领土利益。原来的战略，即建立联合战线以反对可以清楚辨识的非常危险的军事对手，似乎已不能为应对新时期的这些新问题提供什么答案。其国内原因是：新领导人缺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高的政治威望，对外交战略的内部协调难度更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面临三个新的挑战：一是中国实力日益增长以及中国在东亚越来越自信的行为引发了恐惧，因此需要降低由于邻国恐惧反应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风险；二是确保国内经济不断增长，国内的政治稳定日益依赖于它；三是对付令人惊讶的强大的美国的威胁——体现在海湾战争与巴尔干半岛上美国军事力量令人眩晕的展示以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经济的非凡成就。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形成了指导中国国际行为的实际大战略。中国大战略的目标是：在美国居于支配地位的单极国际体系的限制下，力图使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该战略意在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继续创造条件，以减少风险，即避免其他国家视中国能力不断增长为不受欢迎的、危险的威胁，或先发制人地对这一现象加以预防。简而言之，中国大战略的目标是，既增加中国的国际影响，又不至于触发“抵衡反应”。

　  第二，国外学者不仅关注中国外交政策宣示的变化，而且特别关注中国外交政策行为的新特点。埃文·梅代罗斯和泰勒·伊拉维尔在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中国新外交》一文认为，冷战后的中国外交发生了许多可喜的新变化。首先，中国的外交行为已摆脱了受害者心态。诸多表现证明了这些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扩大了双边关系的数量和深度，参加了各种贸易和安全协议，深化了在主要多边组织的参与，帮助提出全球性安全问题。外交决策的个人色彩减弱，机构化色彩增强，中国的外交官在表达国家目标上变得更加老练。更广泛地说，中国外交政策已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广泛利益和责任的正在崛起的大国，而不是像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那样视中国为受害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变化也许缓慢，不太显著，但其意义是巨大的，对中美关系和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的意义尤其重要。毕竟，中国不仅现在接受许多现行的国际规则和制度，而且在外交舞台上也变得更加能干和老练。如果有合作机会，中国比过去更愿意将其摆到桌面上来。其次，中国外交的参与性更强了。与过去相比较，冷战后的中国发展双边关系、对待国际组织和处理安全问题显得更加灵活和成熟。

　  第三，关于冷战后中国外交政策的价值取向，赵全胜认为，可以用现代化、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这三个词语概括冷战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趋向。所谓现代化，是指中国国家战略的重点是发展经济，是中国国内国际活动的基本指针。民族主义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意识形态动力。在后冷战时期，民族主义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其他社会阶层中表现得特别强烈。所谓地区主义，是指中国尽管具有全球性目标的追求，但中国的主要影响力还是在亚洲。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基本限于亚太地区。

　  第四，中国与国际制度关系的变化，是冷战后中国外交转型最为显著的一个领域。美国学者对中国与国际制度关系的研究结论，可概括为10个方面：（1）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者；（2）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合法性问题；（3）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与现存组织或新兴组织存在重大具体利益；（4）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方式相对被动；（5）中国领导人接受了对中国实力有限制作用的国际组织和制度；（6）中国在国际组织内存在搭便车的现实政治行为，中国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承诺，同时又鼓励其他国家作出限制相对实力的承诺，中国总是力图以最小的代价获益；（7）中国领导人对作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的敏感性增加，尽管没有物质利益，也愿意参加一些国际组织中的合作；（8）中国信仰多边主义的小共同体的发展；（9）中国总体上接受国际规则；（10）中国经历了从“体系的反对者”、“体系的改革者”到“体系的维护者”的角色转换。

　  第五，外交决策的结构和过程的变化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兰普顿把中国外交决策的显著变化概括为“四化”：一是专业化，指中国高层精英和外交人员的知识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专家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决策更多地依赖专业部门提供的信息；二是多元化，指参与决策过程的组织、团体数量激增，有时除决策者外的个人也能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三是分散化，主要在国际经济领域（高层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权依然高度集中），既有在中央级部门的分散，也有从中央向地方的分散，更多的是政策执行权的分散，偶尔也有政策制定权的分散；四是全球化，包括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国家安全越来越需要通过多边谈判而不是单边手段获得。

21世纪初的中国外交变化及趋向

　  尽管中国政府反复表示和平崛起的诚意，但是在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声调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强了。因此，对中国在21世纪将以何种方式崛起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

　  2007年4月，由美国重要思想库对外关系委员会资助，在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和前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利斯的共同主持下，由30名美国重量级的中国问题专家及前政府官员组成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对中国的发展现状和走向及其对美利益的含义、未来的美国对华战略进行全面、细致的讨论和研究，最后成果是长达113页的题为《美中关系：确定的议题，负责的进程》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实用主义而不是原则为基础。中国的全球影响正在增长，北京的外交正变得越来越愿意与外界接触和态度明确。现在，中国正在讨论建设“和谐世界”，承认中国利益的全球性。中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努力推进多极化，试图减弱美国霸权。但是，中国外交也包括其承诺，使其邻国相信中国的和平目的。中国的外交政策重点在于三大目标：一是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同时防止以中国为目标的任何联盟的出现；二是在中国周边保持一个“和平区”，使中国完成国内目标，特别是经济发展目标，同时扩大中国的地区影响；三是确保中国发展经济的必需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供应）的获得，并使来源多元化。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最重要的目标是为增强综合国力创造一个和平区。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已经正式解决或设法“搁置”其与俄罗斯、印度、越南及对南中国海提出主权要求的五个国家的领土纠纷，已经与前敌对国家如韩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过去，中国曾支持在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的革命运动，现在，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已建立紧密的经济、政治，甚至是安全关系。近期和中期的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获得资源和保持一个和平环境服务。这使得美国有可能与中国在维护地区安全上达成共识，在反恐战争、核扩散和环境保护等对两国都重要的全球问题上采取互补政策甚至成为伙伴。

　  谢淑丽认为，中国对其他国家是否构成威胁，不能像许多预测者那样，只看中国的实力，如增长率、技术进步和国防支出。权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意图，即中国如何选择使用实力，决定着是战争还是和平。中国领导人对国内挑战的担忧使得中国运用其实力时具有两面性。首先，中国表现得像个谨慎、负责任的、专注于国内问题的大国，努力避免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国际冲突。中国愿意采取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防止社会不稳定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是，在危机出现时，或处理可能变为危机的问题时，中国就表现出可能导致危险结果的进攻性的一面。尤其是有关日本、中国台湾和美国的热点问题。

　  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巴瑞·布赞认为，未来的世界政治可能有三种主要格局：延续目前一超多强的格局；重新出现一种不止一个超级大国的格局；或者出现一种无超级大国而只是由诸大国所构成的体系。无论在哪种格局里，中国都将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是现存格局不变，那么中国是主要大国之一；如果出现不止一个超级大国，那么中国是成为超级大国的一个主要候选者；如果没有超级大国，各个地区将比整个国际体系及国际社会更加至关重要，在这样一种世界里，中国同样是主要大国之一。在他看来，与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这些国家和地区相对稳定的状态相比，20年后中国会是怎样却难以估计。中国正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并伴随着庞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释放。中国未来的能力、角色以及政治特征是最不确定的。他认为，从许多方面讲，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及政策界所流行的“和平崛起”理论是一个颇受欢迎的理论。它表明，在向占主导的西方地位发动激烈的修正主义挑战所付出的代价方面，中国从德国、日本和俄罗斯那里汲取了历史教训。不过，“和平崛起”理论中的主要薄弱部分（或者缺失的成分）是崛起之后会发生什么。怀疑论者和现实主义者会说，中国一旦崛起，将会谋求在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就像美国已经所为和正在所为的那样，而且就像他们预料任何超级大国会做的那样。于是，他们会把“和平崛起”看做是一个旨在蒙蔽世界的“骗局”，当中国崛起到它有能力做它想做的事情的程度时，那么，其他国家再想制止或遏制它则将为时已晚。布赞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中国威胁论”学派，但他还是认为，关于中国崛起之后会发生什么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恰当的、有必要回答的问题，它需要获得比得到其答案更多的东西。除非它的确获得一个答案，否则，对中国长期意图的各种猜疑将仍然存在着，这种猜疑会使得它的“和平崛起”变得比它所需要经历的更加艰难。他强调，对中国来说，“和平崛起”是一项正确的战略，不过，为了使其奏效，中国应该更深入、更始终如一地应用它。

评价与思考

　  综上所述，对西方学术界对冷战后中国外交的变迁及趋向的研究成果，有三点评价与思考：

　  第一，西方学者研究冷战后中国外交的核心议题是中国将以何种方式崛起，如何处理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关系。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积淀下来的不对称性：西方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之后，一直是以一种自我认定的强势文化态势向世界各地扩张，将他们对于国内、国际事务的理解带到世界各地。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种国际地位进一步强化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优越感。比较而言，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在西方打交道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崛起。中西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西方的历史性变迁。这使得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此忧心忡忡，担心中国模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西方模式则魅力减弱。这种现实反映在国际关系学术界，就是西方学者普遍忧虑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将如何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关系。

　  第二，西方学者普遍根据西方的历史经验以及国际关系理论来预测中国的崛起前景。无论是依据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理论，都可能得出“中国威胁论”的结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其来源是西方的哲学、政治理论，依据的是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但是，中国有着自己的独特文化传统、外交哲学。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的文化不是进攻性的，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就是中国外交文化的典型象征。所以，如果以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来硬套中国崛起的道路，就可能出现偏差，得出不可靠的结论。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崛起的方式、前景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理论、历史偏见，因而局限性也就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