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受国际关系格局以及与主要大国关系的影响，中国外交在战略上经历了一个调整、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呈现出每十年一个大调整的基本态势。具体来说，五十年代是联合苏联的“一边倒”，六十年代是“反帝反修”的“两条线”，七十年代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条线”，八十年代是独立自主不结盟，九十年代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进入新的世纪显示的是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扮演负责任的大国角色。

　　一、维护独立，巩固政权，联合苏联“一边倒”

　　新中国成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经分裂，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峙冷战格局。美国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支持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毛泽东语）”，新中国成立后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虽然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但对中国共产党和新政权并不信任。鉴于苏联成立后的历史经验，新中国领导人不能不考虑新政权成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同时又要考虑能否消除苏联的怀疑，得到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支持。

　　为了得到安全保障，消除苏联的怀疑和不信任，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表示，“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决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以临时宪法的方式重新规定了一边倒的政策。

　　“一边倒”政策的宣布减少了苏联的怀疑。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团访问莫斯科，此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也赴苏联。经过近两个月的认真和艰苦的谈判，中苏双方于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定中苏之间加强“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予以军事及其他援助”。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使中苏两大国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也使得新政权有一个可靠的同盟国，国家安全增加了保障。

　　中苏结盟也使中美之间缓和失去了可能。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派兵干涉朝鲜战争的同时，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支持法国恢复在印度支那恢复殖民统治的战争，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执行了一条从东北、东南和南部对新中国政权的威胁，意欲将新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成为新政权的主要任务：中国政府在百废待兴的时候派出自愿军赴朝，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终于将美国军队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并于1953年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实现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维护了东北边防的安全；为了打击美国对中国台湾的侵略，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4年-1955解放了东南沿海仍被国民党残余占领的岛屿；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参加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大国形象，为争取中南半岛的和平做出了贡献，终于站稳了脚跟、巩固了政权。

　　在与广大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体谅它们的处境，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在与印度解决印度继承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西藏的特权过程中，周恩来总体在1953年12月31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印度的支持。在1955年在万隆举行的由新独立亚非国家召开而没有西方列强参加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与会国家将五项原则扩大为十项原则向全世界发出倡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和创造性地实践了求同存异的原则和精神，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出了努力，展现了新中国外交爱好和平的形象，打开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篇章。

　　二、反帝反修两条线，支持革命一大片

　　中美关系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有所和缓，双方开始了大使级会谈。但是，这个会谈在达成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后，再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反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以及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斗争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任务。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制约，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仍然进展缓慢，除了1964年中国与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外，中日之间的民间关系由于得不到日本政府的支持进展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