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中共9大以后，毛泽东主席通过周恩来总理委托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从战略的高度研究当时的国际问题。四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提出了两份报告，认为美苏两国单独或联合进攻中国的可能性都不大。陈毅进而提出，利用苏美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设想。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了“反对两霸，侧重打击苏霸”的战略方针。

　　由于两国之间的长期对立和敌视，中美最初关系的改善是缓慢的，经历了相互之间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信息，互相探询对方意图的谨慎过程。其中1970年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被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随后，相关渠道更加活跃，两国间的信息传递更加频繁。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达成后来成为发展中美关系基础之一的《上海公报》，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方阐述了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中美关系的改善促进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以及中国与加拿大、意大利、英国、联邦德国等其他西方大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出现了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第三次建交高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恢复，为后来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之路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美关系的缓和也标志着新的中国对外战略的形成。1973年2月，毛泽东在与基辛格谈话时提出，“我给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1974年1月，毛泽东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又提出，“我看，美国、日本、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 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

　　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同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这个思想不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的阶级属性来划分的，而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而确立的，清楚地回答了在国际斗争中，团结谁，联合谁，反对谁的问题，为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

　　具体地讲，为了对付苏联，建立一个最为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因而也是反霸的主力；具有两面性的第二世界是可以争取和联合的力量；在反对美苏争霸的同时，对它们不是等量齐观的，而是有区别地对待的，为了集中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美国就成为一支可以加以利用乃至联合的力量。

　　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国提出美苏争夺所造成的战争危机已经日益迫近，就像“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预示着大战已经临近了；揭露美苏缓和和裁军的本质；支持欧洲联合自强；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上改善和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反对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和入侵，打击越南支持苏联的地区霸权主义政策。

　　四、独立自主，不结盟、全方位

　　进入八十年代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首先，经过建国后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家安全战略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集中精力进行和平建设真正有了可能。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第11届3中全会把国内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外交应该为这个大目标服务。

　　其次，国际上美苏争霸的态势发生了变化。苏联因与美国争霸战线拉得太长，力不从心。特别是入侵阿富汗后所形成的进退维谷的被动局面，以及苏联支持下越南入侵柬埔寨所形成的同样困境，促使苏联不得不进行调整和收缩。里根上台后对内提出“振兴经济，”对外要“重振国威”，重新研制和部署卡特执政时期停止的一些武器计划项目,运用经济和外交手段，在全球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开始了一轮被称为“新冷战”的全球进攻战略。七十年代苏攻美守的格局转变为“互有攻守，各有得失”的僵持态势。如果中国继续执行“一条线”的战略，就会破坏国际格局微妙的平衡，使同中国结盟的美国从中渔利。中国认识到自己在国际上的份量和责任，开始执行不结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