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东欧巨变、两德统一、海湾战争，尤其是苏联解体，使原来的两极体制归于终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东剧变弹冠相庆，并借1989年中国发生的“六四事件”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以压促变，希望“苏东波”在中国出现。面对形势的急速变化，中国政府 “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其中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这个战略的核心，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不对抗。针对西方的制裁，中国不向强权政治示弱，进行严正的交涉，同时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妥善处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保持与西方大国关系的稳定。特别在对美关系上，中国表示愿意在中美三个公报的基础上消除分歧，促进合作，维护了中美关系基本框架和总体关系的基本稳定。

　　不树敌。苏东巨变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政府更迭，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尊重这些国家人民的选择，仍同他们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顺利实现了国家关系的过渡，扩大了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不扛旗。苏联原来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的旗帜。苏联解体后，苏联这杆旗帜倒了，中国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不去寻求取代苏联原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那种“中心地位”。

　　不当头。苏联解体后，美国霸权主义有了更多的表现，对一些国家内政的干涉时有发生。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带头反对霸权主义。对此，邓小平指出：“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不称霸，中国也永不当头。

　　此外，坚持在发展对外关系上继续超越意识形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全方位的对外关系；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洛克比空难事，前南斯拉夫问题、以及中亚地区等与中国国家切身利益关系并不重大的热点问题上相对超脱的态度。

　　由于采取得力政策，挫败了西方的制裁。1989年底，日本率先恢复对华政府援助。从1990年底起，中国同西欧国家逐步恢复高层互访。1993年，江泽民主席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结束了1989年6月以来中美没有元首会晤的不正常局面。

　　中苏关系在国际格局的转变期间“结束了过去”，在苏联解体后顺利实现了由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以中俄构筑战略伙伴关系为开头，双方形成“不对抗、不结盟、睦邻友好”关系，双方成为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中国政府反对西方大国借人权问题、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中国加入世贸等经济问题对中国的挤压，也反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妥善处理了由于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所造成的台湾海峡危机、美国炸我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给中美关系所造成的危机，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也维护了中美关系的大局。1997年，中美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表明两国愿共同积极寻求发展一种长期稳定的、合作性而非对抗性的关系。

　　中日关系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后冷战时期，两国关系获得新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保持了友好交往的主流，但因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否认或淡化日本侵华历史，日本个别领导人惨败供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中不断出现不和谐的噪音。

　　实现了与越南、蒙古、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在解决与独联体国家在边界问题的基础上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成为维护西北边陲安全和加强与它们关系的重要机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同东盟国家以密切的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为基础增加相互信任的增加，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

　　六、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形成全方位良性互动，拓展总体外交

　　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形势总体稳定、总体缓和、总体和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近代以来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紧张、局部动荡、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