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更加注重经验性研究，也许是中国政治学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在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要走到社会现实中去，贴近实践、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一直以来，学术界习惯将社会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抑或“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一般认为，基础研究基本上是研究一些理论性的问题，在习惯上也主要是做文本研究。根据多年的科研工作实践，特别是基于在政治学研究所的工作经历，我逐步意识到：国情调研，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国情，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课，是政治学者的基本功。基础研究并非仅仅了解学科的基础知识，理论研究也绝非仅仅研究理论文本。当今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当今中国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实践，要求当下社会科学、政治学的基础研究首先从基础做起，而这个基础首要的就是：了解实践，认识国情。
国情调研是政治学的“解剖学”
医学院培养学生要教许多课程，学生从医学院毕业后会从事许多不同的专业工作，如外科、内科、儿科等等，但所有的医学生都要学一门基础课——解剖学。国情调研，就好比政治学以及政治学者的“解剖学”。之所以如此强调国情调研的基础性、重要性，应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
一曰时代要求。不同时代做学问有不同的做法。我国古来就有两大做学问的传统，一是司马迁所言“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二是商鞅所提倡的“以吏为师”。司马迁所在的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成型的年代。承平年代需要的是“统一思想”，自然是要拾遗补缺，完善体系，所做学问是总结性、整理性的，研究“知识”自然多些，文本研究自然多些。后来更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那时起应算是实行“以儒为师”了。商鞅所处时代则是大变革的时代、变法的时代。变革年代，实践走在前面。官吏是政治实践的参与者、制度法规的创造者、社会的管理者，这种时代的新的政治知识往往在他们手上，自然要强调向他们学习。
今天，我们也处于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以往各种理论都不足以直接描述、解释丰富多彩、迅速变化的社会实践，各种理论本身也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需要发展。因此，在这个时代做学问，主要方法是要贴近现实，总结实践经验，然后再提炼理论。我们要多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请教。向干部学习，并非“官本位”思想作怪，而是意在强调贴近实践、贴近生活。
二曰学科特点。政治学是门“海纳百川”的学问。世界上原本没有“政治”，政治是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在原有社会领域得不到解决而集中转化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寻求一种强制性的解决，这便形成了政治活动。列宁把这种现象归纳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伊斯顿则将其抽象为政治系统，是社会系统中负责“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子系统。既然政治问题来自各个社会领域，研究政治、寻求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自然就要寻根溯源，研究政治问题、政治现象产生的背景、根源。因此，国情调研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课，这是政治学的学科特点使然。政治学者应当是视野宽广、知识渊博的人，好的政治学者应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
三曰辨别能力。20世纪初以来，人类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知识大增长的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社会科学奔涌而入，琳琅满目的西方学术常常搞得人头晕目眩。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与学术，乃至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与学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必要的。但真理是相对的，所有理论都有其产生的背景与条件，都有其适用范围，也都有其局限性。这就产生了一个对于学习者、研究者来说十分重要和棘手的问题——如何辨认一种理论与学术，了解其背景条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这种辨认能力从书本上是学不来的，以逻辑鉴别逻辑、以理论识别理论，只会陷于纯粹的思辨，没有现实意义。
理论的辨别能力来源于研究者的经验系统。研究者在长期实践中获得的对现实世界、政治体系的感知与经验，据此形成自己判断的依据。一如我们在上海访问长江证券研究所时谈到的一个例子：一家上市公司年报中利润奇高，证券分析师马上指为错误。虽然分析师并不知道年报为什么错，但他根据自己常年研究获得的经验与常识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而一些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往往能将种种理论朗朗上口，但未必真解其意，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理论的“俘虏”。真正的学者不能总是透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而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这就需要脚踏实地下工夫，扎扎实实地跑路，做调查研究，获取经验、知识与才干。
学问是看出来，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也不是凭自己聪明的脑袋想出来的。学问跟着见识长，见识跟着路程长。研究中国，必要先了解中国；热爱中国，更应了解中国。岳飞的老师周桐常常携弟子徜徉于中原的名山大川，后来才有了岳飞气吞山河的壮举，才有了那印在炎黄子孙心中的“还我河山”。希望我们的年轻学者下个决心，踏踏实实地跑它十年路。在我看来，舍此并无其他捷径。
国情调研要看“三法”
在调研时，常有人问：国情调研有何方法？甚至有人直言：你们所到之处，接待方早已有所安排，带着你们走走看看，然后宴请，最后走人。你们能调研到什么呢？！作为专业人士，调研是我们的职业技能，我们必须有本领了解到需要了解真实可靠的情况。总结起来，调研实际上主要是了解“三法”，即调研对象的“做法、说法和想法”，将“三法”进行对照，并在广泛调研积累基础上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便可得出比较有价值的结果了。
“做法”是指调研对象（地方、单位或个人）的客观状况，如资源环境等基础条件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实行的政策措施等等，也应包括存在的问题或遭遇的困难。了解“做法”主要是尽量了解一些客观情况。“说法”是指调研对象对于自身情况的描述，对于成绩、问题、缺点的叙述，以及对于工作指导思想方针的论述，对所实行政策措施的解释等等。了解“说法”主要是了解调研对象的主观感受与阐述。“想法”是指调研对象的意图与愿望。客观现实与主观意志之间永远会存在差距，人们的想法也主要产生于这种差距。一般来说，想法是对规律的认识，是对未来的规划。“做法”、“说法”是现实中的“想法”，“想法”也许是未来的“做法”和“说法”。
在现实世界里，人们的做法、说法和想法总是不一致的。做法与说法的不一致往往是：做的不说，说的不做；或少说多做，或多说少做；甚至是只做不说或只说不做。想法与做法、说法之间的差距则更大。调查研究首先要注意分析了解“做法、说法和想法”之间存在的差别。了解实际情况、得出正确判断，往往就产生于对“做法、说法和想法”之间差距的正确分析。比如说，一地实际做法与官方说法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距，是言过其实还是留有余地？为何如此？这是判断当地领导部门真实想法的重要途径。对“做法、说法和想法”三法之间差距的判别要以调研经验为基础，根据对相关经验的横向比较得出相对可靠的判断。这就需要积累，不具备经验，缺乏必要参照，则难于作出有价值的分析和判断。因此，国情调研要长期进行，经验越丰富，积累越雄厚，就越能作出正确的比较，得出正确的认识。
更加注重经验性研究，也许是中国政治学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在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要走到社会现实中去，贴近实践、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我们不应把基础研究、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对策研究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逆向思考，从当下情况看，国情调研以及相关的应用研究、对策研究恰恰是基础研究、理论研究的基础。所以，国情调研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课，是政治学者的基本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