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发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前苏联与东欧巨变和由此造成的巨大社会灾难，以及这种发展道路与中国式发展道路的对比，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永不枯竭的灵感来源。这是重大而严肃的社会科学课题。本文将围绕这个话题来向读者介绍新出版的《算法框架理论：一门统一的社会科学之基础》(以下简称“《算法》”）。

　　首先是时间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理论，其中缺少时间因素；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必然也会忽略时间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时间的重要性是一个常识；譬如一个人生了病，用什么药来医治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是，用药的剂量、疗程安排等也都是要紧的；如果剂量不对，用药过猛，好药也会变成毒药。这个道理看似简单，在社会科学理论中可不一般；坦率地说，社会科学理论至今尚未令人满意地处理时间问题，政治学、社会学理论中虽然有时间概念，但却缺乏经济学理论的确切性。该书中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值得认真考虑的：理论动态化的关键是思维活动动态化；思维活动动态化的关键是要适当地刻画“即时思维能力”；有了经过精确定义的、有限度的“即时思维能力”这个概念，再加上有限计算速度，思维活动的动态化就可以实现了；从这个角度看，“计算机中蕴藏着重要的社会科学原理”。

　　其次，是知识的重要性。制度变迁既需要时间过程，也需要社会成员进行知识更新；人们一般习惯于在既有制度之下生活，为什么？因为他们拥有如何在既有制度之下进行决策和行动的知识，这些知识使得他们能够有把握地、熟练地、快速地应对各种现实问题。新的制度环境要求新的知识，就好比一部手机需要经过学习才会使用一样；如果尚未经过教育过程，就把当事者冒然推入新的制度环境（且不说新制度是否真的足够好），那么他们将会无所适从，社会就会陷入失序和混乱之中；这是前苏联和东欧之“休克疗法”的一个重要教训。这个道理也不复杂，可是，在社会科学中，这同样是一个难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个人被假设为拥有完美的理性，个人不需要任何时间过程就可以参透所有的“真理”，在这种图式中，任何现有的真实的“知识”都显得不够完善，以致看上去只是实现“理想世界”的一些限制或障碍，又何来知识的重要性？

　　“算法框架”凸显知识重要性的方法是刻画即时计算能力的局限性：“元计算”只涉及数个数据；当它正在进行时，其他数据和程式（知识）都必须在旁边等待，以便随时被“调用”；一台只具备基本功能、没有数据和程序存量的计算机是不能独立完成任何有意义的工作的。知识为什么重要？人们一般认为，是因为世界与社会太复杂了；而在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算法的”方法是在强调，原因在于人类的大脑太简单、太有限了；没有知识的帮助，人脑在任何时点上都难以直接面对和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这就好比一个初生的婴儿，如果不接受教育和他人的帮助，是没有生存能力的。

　　制度与组织都是一些具体的知识型态，它们都是社会科学中的核心议题。制度是经过一系列的投资活动建立的，而它一旦确立，就不容易破除，同时也就减弱了社会选择其他制度型态的能力；因此，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随意存废、朝令夕改的；当制度在发挥作用时，它便在时时刻刻支持着当事者的具体思维与决策活动，如果一下子被废止了，当事者又凭借什么来进行决策呢？——制度与秩序的“真空”便是这样发生的。这个道理虽然不复杂，却是人类花费了巨大代价才认识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取得相对成功的中国改革与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知识的建立、传播和管理的战略。

　　社会科学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关于组织。从有限的即时计算能力出发，算法人以迂回生产方法次第地加工一个个信息，其结果必定造成人际知识、观点、意见与行为方式的广泛差别。“科学主义”的基本观念和原则是，只承认所掌握信息的人际差别，不承认意见与观点的人际差别，或者否认后者有什么理论意义（有意见分歧必有谁错谁对）。“算法理论”显然持有这样的观点，即意见与观点的人际差别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理论上是重要的，其重要用途之一就是解释组织的产生：组织的目的就在于众多人试图统一意见、统一行动，以便减少人际冲突；因此，社会科学如果不引入人的意见分歧现象，组织便是不可解释的。

　　时间、知识、有限理性、创新、人际分歧、通讯等方面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算法框架”，这个框架的内在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一些基本的社会科学课题处于停滞状态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这些课题的突破也许需要一系列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术语的引入，而《算法框架理论》便可以作为这样一个选项，来供我们思考。

　　《算法框架理论：一门统一的社会科学之基础》 　李斌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