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著名中国学专家，1989年获哥本哈根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博士学位，现任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哥本哈根亚洲研究》杂志创始编辑。主要著作有：《重塑20世纪中国：国家管理、公民社会和民族认同》（1998）、《回归政党：中国如何治理》（2004）、《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2006,与郑永年合著）、《海南：一个中国省份的现状、社会和商业》（2009）。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与全球经济，中国的政体、政党和公共管理，公务员制度和行政改革，中国企业结构及其内外影响，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中的政策选择和趋势等。此外，他先后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过200余篇学术论文，并经常受邀发表关于中国和东亚事务的评论。
　　近日，围绕海外中国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等话题，本报记者范勇鹏、王婧怡（以下简称“记者”）采访了柏思德教授。
　　社会需求推动欧洲中国学的转型
　　记者：首先，作为一位长期从事中国研究的资深学者，希望您能够介绍一下目前中国研究在欧洲的发展状况。
　　柏思德：欧洲的中国研究总体上处在不断地发展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的中国学主要集中于传统历史和古典研究。20世纪70年代，当我在丹麦学习中国学时，发现很难找到研究当代中国的专家。我记得自己当时正着手于一篇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论文，但却找不到相关的学者去咨询。这反映了当时在欧洲的中国学领域中，有关古典中国的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很少有人关注现代或当代中国。例如汉学专家易家乐（Soren Egerod）教授研究的便是中国古代汉语。这种现象在哥本哈根、莱顿、巴黎、牛津的中国学研究机构中都十分普遍。但随后，当代中国的研究渐渐发展起来，各个研究机构的研究领域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丹麦，首先转向当代中国研究的是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我在20世纪90年代曾参与其中。应该说，变化的起步是比较晚的。而现在，位置发生了对调：对古典中国研究越来越少，对当代中国研究的力量则越来越强。但是，我并不欣赏这种局面。因为对这一学科本身而言，当代研究和古典研究同样重要；要想真正了解中国，需要全面学习它的文化、历史甚至语言。但现在的情况是现代或当代中国研究已经取代古典中国研究，在欧洲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不仅在丹麦、德国、荷兰，甚至在牛津，专注于当代中国研究的科系已经建立，而从事古典中国研究的教员却越来越鲜见。
　　另一方面，欧洲中国学呈现出了学科上的扩展。以往的中国学多被归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范畴。但现在很多从事政治科学研究或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纷纷转向中国问题，甚至在欧洲的商学院中，中国研究也渐渐成为了热点。有意思的是，学生们似乎也越来越希望能够了解中国，他们从经济、政治、社会、管理等方面去认识中国，然后将它们综合起来，形成对中国的整体了解。也就是说，欧洲的中国学从一个区域性的研究分化成为各个不同学科内的研究。
　　记者：那么，您认为上述变化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
　　柏思德：我认为这反映了欧洲社会的需求。对中国的研究倘若无力解释当代现实，对社会而言便很糟糕。欧洲社会需要有关中国的知识，特别是那些合格的、高水平的知识。因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欧洲社会特别是政治家们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现状，即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需要单纯研究古典中国的学问，甚至不需要那些通晓文言文、却不懂得当代汉语的汉学家。这种需求推动了欧洲当代中国的研究。欧洲年青一代开始对中国感兴趣，而这些人往往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他们之中有记者、作家……比如法国学者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便是70年代影响最大的中国学研究者之一，他曾试图对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给出概念化的解释。但是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专家，而仅仅在中国逗留过两个星期。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由于当时真正的中国专家疏于关注当代中国，而那些并非中国学的专家则不得不披挂上阵。我认为这种情况应该有所改变。
　　记者：有一些学者指出，在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亟须对现代中国的了解，因而推动了美国中国研究的发展。欧洲中国学由古典研究转向现代研究是否也受到冷战因素的影响？
　　柏思德：这主要体现了来自美国的看法。在欧洲，观点则是不同的。这源于冷战的概念在大西洋两岸原本是不尽相同的，在美国，冷战的观念要更为强烈。另一个原因在于美国的学术界有着实用主义的传统，对中国学的研究或多或少地服务于制定外交政策的需要。与欧洲不同，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学术界和政府决策之间素来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冷战，而中国与欧洲，例如与丹麦之间，并不存在冷战。丹麦始终支持中国的发展、支持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等重要的国际场合中也多次公开表明立场支持中国，尽管这曾招致了美国的反感。总之，在冷战时期，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形势是不同的。
　　记者：您认为欧洲的中国学发展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层面的推动，而不是来自政治的需要？
　　柏思德：可以这样说。在欧洲，研究中国的学者往往关注于对中国本身的了解，并非是基于制定对华政策的需要。
　　美国中国学意识形态强 利于吸引资金与人才
　　记者：如您所说，美国的中国学和欧洲的中国学是存在着差异的。可否请您谈一谈这两种研究模式各自的特点？
　　柏思德：首先，欧洲中国学的研究起步较早，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60年代便有了开端；而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则在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后才逐渐展开的。我记得那段时期，突然之间很多美国学者成为了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他们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并给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带来了很多新的课程内容。必须承认，一时间，很多传统的欧洲中国学研究中心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欧洲的中国学研究，并非处心积虑地想去改变中国；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更多的是出于好奇，希望去了解一个不同于欧洲、美国，尤其是不同于苏联的政治治理模式。这一出发点与美国是不同的，美国希望能够改变中国，将其改造成一个类似于美国的国家。因而美国的中国学多少会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也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往往拥有充足的资金、优秀的研究机构的原因。由于有着意识形态的因素，美国始终不能理解中国发展的模式，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中国，使它的政府“变小”、经济市场化……而欧洲却不存有这样的动机，这是美欧对中国学研究的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