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1907 —1991) ,原名约翰·金·费尔班克,费正清是梁思成为其取的中文名,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推动中美关系的主要学术发言人。1955 年费正清在哈佛创办美国第一个东亚研究中心,并长期任该中心主任之职,历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费正清出生于美国的西部南达科他州,1928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得到了从英国来此教书的查尔斯·韦伯斯的建议,走上了研究中国的道路。1932 年,费正清来到北京进行历史和语言的学习。此后四年,他考察了中国各地的风俗人情,亲自接触到中国的现实社会,更激发了他研究中国的兴趣。1936 年秋,刚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费正清应聘到牛津大学教授中国历史,而此时美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仍在传统欧洲汉学的禁锢之中,在传统汉学的模式下,只注重古代汉语,而完全忽略近现代的研究。费正清以顽强的精神开始了其中国学研究的漫长生涯。他提出新的学术主张,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主张跳出传统汉学的束缚,他决心以哈佛为阵地,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学研究模式。

　　费正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难以超越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费正清一生出版和主编了60 多部著作,发表了200 多篇论文、160 多篇书评,为他人撰写了50 多篇序言和大量的专访及声像资料。费正清的学术成果主要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国口岸的贸易与外交》、《清代行政:三个研究》等。二是为教育美国公众、帮助美国了解中国而撰写的著作及教材,如享誉世界的《东亚文明史》、《东亚:传统与转型》等。三是各种学术工具书,主要包括《近代中国中文书目提要》、《中共文献史》等。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费正清的整个学术体系。

　　与欧洲传统的汉学研究相比, 费正清的中国学研究主要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侧重研究清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他认为,只有追溯近代前后数百年的中国历史,才能更准确地、更客观理性地理解和把握当代的中国。第二, 认为中华文明是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独特的文明,中国文化是“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稳和伟大的文化”,因此必须运用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来认识和研究。第三,他非常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强调使用中国的档案和原始资料来研究中国历史。在中美正式建交前,两国学术交流中断,美国的中国学学者只能通过极少的间接材料来了解和研究中国。他是第一位运用中国原始档案来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中国学学者。第四,他认为学术研究不能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必须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主张“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

　　“文明冲突论”是费正清中国史观的核心思想。在他看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的接触与摩擦、对抗与冲突的历史。虽然其中国史观依然没有超出“西方中心论”的范畴,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费正清注重从文化视角来研究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观点。他说:“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保持和谐关系需要以互相理解作为基础。而理解又必须建立在对对方民族的不同习惯和自我表达方式了解的基础上。”

　　宾州大学著名中国学家卜德认为,西方中国学之所以能在今天成为显学,费正清贡献最大。费正清对美国中国学的贡献,本文总结出以下两点:

　　一、促使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形成学科化、机构化的特点。

　  “机构化和学科化”是美国中国学区别于传统汉学的一大特点。正如韦慕庭评价的,这基本上是费正清的作用,至少在近代部分。在“中国学”诞生之前,美国的汉学研究呈现的特点或是业余性质的或是传统汉学的学院派作风或是领事馆汉学的中国通特点的实用性。有志于汉学研究的学者或是学生们对美国当时的这种汉学研究状态已经表现出不满的情绪,费正清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在哈佛大学毕业之前决定以近代中国外交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1932 年至1935 年在华的经历引发了他对美国远东研究现状的兴趣,同时也为他后来的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他对美国汉学的关注是如何使美国大学的汉学系关注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而不是仅盯着历史。1937 年和1939 年费正清参加了由美国学者联谊会组织的会议;1940 年8 月又主持了在哈佛举办的会议。这些会议都旨在将分散的远东问题专家集中在一起,举办培训班培训远东语言和文化研究的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人员。1940 年的会议意义尤其深远:参加会议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大卫·史蒂文斯等为东亚研究领域做大量的宣传,同时也引起了各界学者的极大兴趣,为后来远东问题专家和学者的合作奠定了基础;1940 年以后费正清代表美国学者联谊会对美国已经开设或准备开设东亚课程的大学进行访问,同时特意上访美国教育部提出在美国中、小学开设亚洲文化课程的设想;1941 年费氏成为东亚学者中的核心人物;1955 年他成功说服哈佛大学首先在美国成立了第一个东亚研究中心;1959 年他本人任亚洲问题研究会主席。学科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费正清在这一方面也是堪称大师级的人物。

　　费正清在美国中国学的学科化和机构化进程中,倾尽他自身作为一个学者、教师和学术企业家的个人魅力,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公认的中国学创始人。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费氏本人的研究也是多样化的、广泛的、跨学科的。他的学术作品不仅反映了历史学的发展还体现出了其他学科的发展,如经济学社会学等。由此可见,费正清在美国中国学研究学科化、机构化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使美中关系史研究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美国的中国学从一开始就带有美国实用主义和国际政治色彩,应该说中国学的发展与美中关系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费正清本人不仅以学者的身份积极推进中国学的学科和机构建设,同时他以美国政府雇员和顾问的身份对推动美中两国的关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史景迁在谈到费正清的学术成就及学术作品时说道:“费正清的大部分著作都旨在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的目标是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的中美关系史研究自然地成为了他学术著作的重要成分。《中美关系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中美关系展望》等都体现了他一贯的治学宗旨:经世致用、教育公众。同时,在这些作品中费氏对美中关系的发展以及如何处理美中关系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在台湾问题上他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使他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台湾不受欢迎的人,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去发展美国学术界与台湾学者的合作。他得出这样一个处理美中关系的结论:“为了在人类前途未卜的环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必须对他们过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历史,找出某种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

　　费正清作为一位极不寻常的历史学家以较为客观的态度正视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历史以及前景,他的观点主张以及学术作品不仅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而且还教育公众,推动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增进友谊。因此,美中关系史研究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学界研究美国中国学领域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美国中国学研究作为现代中国学的中心,费正清功不可没。他本人对美国中国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从他对美国中国学研究作出的贡献和带来的影响,我们看到了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脉络和研究方向。尽管他的一些观点和见解我们并不认同,但是他的治学精神和致力于发展中美关系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是值得我们探讨研究与学习的。同时,费氏以及美国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看待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保罗·柯文1 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M]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1

　　[2 ]费正清1 观察中国[M]1 傅光明,译1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