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少了不行”，是容易理解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多了也不行”，则需要结合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惨痛教训来深刻体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一些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是从书本到书本，为了学习而学习。这就导致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　 他们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后，只知道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论述和俄国革命的具体经验，从而导致在实际工作中脱离中国实际，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多了不行，而且是越多越有害。　 

　　对于这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书本之上的教条主义(又称本本主义)及其危害，毛泽东是认识得最早最深刻的人。为了纠正这个错误，他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先后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在文章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多了不行，指的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正是吃了教条主义的亏。具体而言，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由于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导致除陕北以外各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深知，要想避免类似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再次发生，必须从源头上解决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明确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我们必须要学会走自己的路，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然而，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像毛泽东这样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认识和切身经验的伟人，也会因为历史的局限和主观认识的偏差，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并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