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低碳经济正在催生新产业成长和结构性变革；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和消费行为的变化，正在改变全球性生产－消费格局。我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正面临新的挑战。

　　能源资源约束从紧。我国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能源资源对外依赖较大。据海关统计，2009年中国石油进口2.04亿吨，石油消费进口依存度达52％；铁矿石2008年进口约4.4亿吨，占中国铁矿石消费比重的60%。

　　环境压力增大。2007年我国仅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就达60亿吨，居世界第一位。今后十年GDP若以 8％速度增长，那么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的绝对量将接近百亿吨。“十一五”前四年累计单位GDP能耗下降14.38％，要实现2020年下降45％目标，“十二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应不低于15％，减排任务相当艰巨。

　　投资带动性不强。基础设施投资占比过大，投资效益不高，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不够。去年国有投资同比增长35.2%，高于非国有投资7.15个百分点。按照国际经验，1元政府投资应带动5元民间投资。

　　居民消费比重低。据统计局核算，去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5.9%，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不足9%。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中，政府和企业的贡献66％，而城乡居民消费只占34％。

　　城乡居民消费不均衡。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反向发展。1978年到1990年，城镇居民消费率从37.9％上升至50.4％；而农村居民消费率从62.1％下降至49.6％。自2003年以来，城镇居民消费率跃居到70％以上，农村居民消费率滑落到30％以下，这种趋势一直在持续。

　　内外需发展失衡。对外依存度从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60％以上，远超出世界41％的平均水平。内外需相互拉动比较差。外资“独资化”倾向，利用国内的生产场地，两头在外、封闭运行，形成外需对内需的替代。

　　供给结构问题突出。 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产业层次低。在国际标准分类的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有7个大类列第一、15个大类列第三。但制造业增加值率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机械工业的增加值率在26％左右，比发达国家低10多个百分点。二是增长方式粗放。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5倍，吨钢可比能耗、火电供电煤耗、水泥综合能耗分别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5％、20％和24％。 2008年我们消耗了全球36％的钢铁、16％的能源、52％的水泥，仅创造了全球7％的GDP。三是产能过剩突出。目前有十几个行业产能过剩。2009年粗钢产能超过7亿吨，国内消费量只有5.3亿吨，在建仍有几千万吨。水泥总产能达19.6亿吨，当年消费量为13.7亿吨，在建生产线超过400条，新增产能将超过6亿吨。四是创新能力不足。目前，我国仅发明专利就逾百万件，但专利技术转化率不足1%，专利成果产业化更差。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的专利持有者。五是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40%左右，远低于全球平均67％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73％的水平。2008年我国服务型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只有40.1％，而发达国家平均6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