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有关两岸对话与谈判的主张更趋务实。在谈判对象上，胡锦涛“四点意见”中指出：“对于台湾任何人、任何政党朝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方向所作的努力，我们都欢迎。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九二共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都愿意同他们谈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问题。”2005年3月5日《人民日报》，第1版。十七大报告提出：“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这充分显示了对台政策的灵活性和务实性。在谈判内容和地位上，明确主张以“和平发展”为主题，强调谈判地位平等。胡锦涛在“四点意见”中指出：“不仅可以谈我们已经提出的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和建立军事互信、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活动空间、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框架议题，也可以谈实现和平统一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2005年3月5日《人民日报》，第1版。十七大报告指出：“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这是首次将“两岸签署和平协议”写进党的正式文件。胡锦涛在十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有关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讲话中更是明确指出：“谈判的地位是平等的，议题是开放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谈。”2008年3月5日《人民日报》，第1版。

　　第五，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对台政策进入法制化时期。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部法律将中共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步入法制化时期。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共对台政策的重要意义

　　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共对台政策战略性调整的历史转折点。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共从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包括海峡两岸关系在内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供了理论前提。其次，改革开放在客观上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和平安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海峡两岸继续对峙对双方都无益处，只有和平统一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必须对对台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再次，改革开放为“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提出创造了重要条件。改革开放的成就为“一国两制”方针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为“一国两制”的实施提供了可能。

　　第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带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开创了两岸关系的新局面。首先，促进了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两岸贸易、人员往来等经贸活动迅速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次，台湾同胞到大陆投资日趋活跃。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继续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的方针，为台资投向大陆创造了条件。特别是1988年7月3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1994年3月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和1999年12月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的实施，使台胞投资领域扩大、方式灵活、审批简便，待遇优厚，大大激发了台胞投资大陆的热情。再次，两岸在科技、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多。

　　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调整。中共以极大的诚意倡导祖国和平统一，从根本上动摇了台湾当局维持戒严统治的基础，对其一直推行的从军事反攻到军事、政治全面对峙的大陆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8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逐步放宽对两岸经贸政策的限制，在台湾地区解除戒严令，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有限开放两岸通信，允许台湾运动员和学者到大陆参加体育比赛和学术活动等。90年代，台湾当局对其大陆经贸政策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整，先后有条件地开放台商到大陆投资和从事其他经贸活动等，逐渐放开限制，扩大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而且，它对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对中共对台政策的不断完善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