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系角度看，当代地方志与国史在时间跨度上是一致的，内容也存在密切的关系，它们的研究成果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另一方面，地方志与国史在指导原则上也是一致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指出：“地方志工作也要贯彻十七大的精神，因此，也要用科学发展观作指导，使地方志工作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同时，要更加自觉地用地方志工作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服务。”朱佳木：《地方志工作要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期，第9页。可见在现阶段，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唯物史观，是当代地方志和国史研究共同遵循的指导原则。

　　当前，地方志对国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可以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更详尽地探讨各地的实际特点，从而为国史研究积累素材

　　各个地区的实际特点是由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人们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等诸因素结合而成的。从自然因素的角度看，在地方志当中，通常都会详尽地叙述该地的地理位置、地貌特征、土壤分布、气候类型、资源分布等自然状况。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自然状况各不相同，因而直接影响其经济产业的发展，并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从社会因素的角度看，由于不同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各个地区的生产力状况、科技水平、文化水平都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社会因素，使各地的历史和现状具有明显的差异，显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而各种自然的与社会的不同特点结合在一起，又会形成不同的地情。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之下，地方志的记载，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各地的实际特点。

　　国史记述的内容是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大格局的历史过程，因此，在内容选择上，一般来讲，只能选取那些推动或阻碍社会发展的重大史实。地方志则是记述一个地方或行政区域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历史的还是现在的事务，都包含在它的研究范围之中，是对某一地方历史和现状的综合记述。其研究的内容包罗万象，其中包括许多诸如地理形势、农田水利、道路交通、名胜古迹、风俗习惯、人物典故等难以被国史收录的内容。正是地方志记载中积累和展现出来的丰富资料，为国史研究提供了充裕的史料来源，也为国史的整体研究做了铺垫和准备工作。

　　例如，《湖南省志·国土资源志》的主编刘后昌曾撰文指出：“综观中国土地问题，自周代以来3000多年的历史，土地在每个朝代，都经历一个由分散到集中，由荒废到精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地改革，农民获得土地，有权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随后，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直到建立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首先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以后，普遍实行包产到户，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此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土地流转逐步兴起。”“党的十七大以后，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用途。”刘后昌：《〈湖南省志·国土资源志〉编后记》，《湖南地方志》2009年第4期。由此，他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我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发人深省；二是国土资源管理机构的设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地矿、测绘事业的发展要靠国家投入。刘后昌之所以能做出这段与国史研究密切相关的论述，正是因为他从地方志当中获得了充分的素材和信息。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伟光曾谈到，国史研究要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加强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等重大课题的研究。王伟光：《在庆祝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20周年暨青年学者论坛闭幕大会上的讲话》，2010年6月28日。因此，总体而言，国史研究着力于总体框架、重要线索的描绘和分析，并着重强调对重大事件的研究和对全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评论，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所有时期、所有方面和所有地区都平分秋色。一部国史著作，即使是如二十四史般的巨著，也难以做到反映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貌，而地方志的研究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它可以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更详尽地探讨各地的实际特点，更能充分展现共性中的个性。

　　第二，描述中央政策的实施状况及其与当地实际的结合情况，并体现出时代的特色

　　在我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中央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历史发展进程，也必然受到中央政策的推动和影响。例如，在《湖南省志·国土资源志》的编写中，编者便把湖南省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把它放在全国的大环境之中，并以突出时代特点作为其首要任务。其中，《土地篇》重点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关系的演变，尤其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土地市场的建立与发展。《地矿篇》包括了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地质、地质遗迹保护以及矿业权市场建设。参见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国土资源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湖南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省。湖南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发展，同时又会对全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湖南当地的地方特点和个性，反映在从省情出发，贯彻落实统一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精神的具体实施之中。因此，读者从中读到的不仅是湖南一个地方的发展过程，还能反映出中央政策在湖南的实施和落实状况。

　　第三，地方志往往对本地情况有更深入和更广泛的记载

　　刘云山同志指出：“新中国的发展已走过60年的历程……这就需要我们国史研究工作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询、去核阅、去记述，投入足够的精力去琢磨、去比较、去研究，从而更加准确、科学地反映共和国的发展轨迹、历史功绩和经验结晶。”刘云山：《在当代中国研究所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2010年6月23日。而“查询”、“核阅”、“比较”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地方志。朱佳木同志也指出：“在各种国情书、地情书中，最全面、最权威的莫过于地方志书。”朱佳木：《地方志工作要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期。与国史一样，地方志也同样具有“资政”的功能。地方志研究正是通过对当地不同时期历史进程的考察，反映和再现各地的发展过程，为更深刻地认识国情、地情提供丰富的素材。因此，在很多地方，新任领导上任时都会将地方志作为其决策的依据和参考资料。同时，由于地方志研究具有的个性和地方特色，在涉及当地的实地调查材料方面往往更有优势，可以有意识地集中力量，对具有全国影响的重大本地事件或专题进行研究，更透彻地挖掘事件的原因和过程，这样就为国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例如对深圳改革开放的研究。由于当地率先实行了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关注，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影响了整个中国改革的进程。这一专题的研究，不仅在深圳地方志研究中占有很大比重，即便在国史研究中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然而就其研究本身而言，这一事件的始末、经过、当时的社会背景、对当事人的访问与实地调查等，地方志的研究无疑占有更大的优势，更能翔实可靠地反映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从而为国史研究提供非常有益的帮助。例如，由深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的《五年大跨越：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深圳大事记》，就对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重要讲话做了准确的记载：“19日至23日邓小平在广东省、深圳市负责同志陪同下再次亲临深圳视察，并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谈话。……”，同时，该大事记还附上了1991~1996年深圳全部社会经济发展的数据，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五年大跨越：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深圳大事记》，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244页。使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深圳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从而更加深刻地体会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的重大意义。

　　第四，与国史一样，地方志也具有重要的传承和保护历史的功能

　　当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时代，经济飞速发展、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全面展开，使得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然而，与此同时，许多事物将伴随这一进程而逐步消失，因此对于历史的保护和传承尤为重要。

　　国史和地方志作为历史的整理者和记录者，承担着传承和保护历史的责任，尽力记载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事物，如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尽管其在政策层面上已经不再实施，但它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何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7、275~282、306~309页。就对统购统销制度的产生、实施和消失的过程做了详细的记述；而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主编的专业志书《上海粮食志》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引自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447/node55205/node55260/node55266/userobject1ai43217html。，也对统购统销的实施状况做了详尽的记载。如此，国史和地方志便能一同完成其保存和记载历史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