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时期方志功能的演变与拓展

　　“资治、存史、教化”是当今学者对地方志功能的精要的概括，但不同的历史时期却各有所侧重。中国古代地方志明显带有典型的“官方化”的色彩，是在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提倡、发动与组织下进行的，因而志书的体例、体裁、内容和时限等均受制于官方。因而地方志一经产生，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其重要职能。地方志开始记地，后亦记人，到两汉时期，记地与记人并存，再后，方志便逐渐记人多于记地。到宋代则记地与记人合而为一，方志用大量的篇幅以真人真事做材料，褒奖并劝导人们遵守伦理道德规范。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封建君主的统治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方志的发展。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惊醒了封建士大夫中的开明人物，他们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强国之策，洋务运动催生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至此以往那种视“科技”为末流的思想得到转变，对科技、实业重视的思想应运而生。这种思想在民国时期所修方志中有所体现。民国时期，方志注重国计民生，加大经济内容比重，同时也注意反映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变革，并为一些实业家和革命党人进行记述宣传。概言之，中国古代对方志功能的认识，都注重在“资治、存史、教化”三个方面，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侧重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对方志功能的认识，开始了新一轮的讨论。1984年7月，召开了全国北片13省（市自治区）县志稿评议会，会后发表的会议《记略》提出：编修新县志“一定要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能够发挥‘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志言：《全国北片县志稿评议会记略》，《中国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1期。这是方志史上首次直接把“六字”三大功能并提，是对历史上诸种方志功能说的高度概括，从此，方志界的一些文件著述便相继沿用，几成定论。方志学家仓修良先生认为，“‘六字功能’是千百年来无数方志学家经过千锤百炼而形成的，虽然仅六字，而包含的内涵却非常丰富。”仓修良：《仓修良探方志》，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但主张把对传统“六字”的理解一定要结合当前社会实际，比如对“资治”的理解，并非仅指“资政”，它既包含着资政，又包含经济、文化诸方面；又比如“教化”，在今天就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关键是看你对这六字如何理解。方志学家巴兆祥赞成此一说，“尽管学术界对方志的价值和功用的阐释不尽相同，但从各种观点的内涵看，基本上都没有超出‘资治、存史、教化’的范围，因此仍用‘资治、存史、教化’来概括方志的价值和功能还是比较妥当的。”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今天我们谈方志的功能，一定不能离开对我国宝贵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大背景，在此基础上谈方志的功能才有意义，方志的功能才能在现今开发利用祖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涵。“资治”、“存史”、“教化”的六字功能是千百年来无数方志学家经历大量的修志、用志的实践得出来的真知灼见，且已经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许多修志工作者、方志专家和学者在修志会议上作报告，或在刊物上登载文章，都沿用此三种概念来概括方志的社会功能，不必在此之上再增加新的功能说，但同时我们必须对“六字”功能做出符合我们时代要求的解释。“资治”、“教化”、“存史”三个概念的内涵，在我国各个不同性质的社会里，就有不同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有其不同的含义，但作为概念的外延，“资治”、“教化”、“存史”三个概念都适用于旧方志和新方志的社会功能。我们可以根据地方志是一种地情资料性质的著述的特点，把“资治”、“教化”、“存史”功能看做是方志的原生功能，其他诸如“兴利”等功用，都可以看做是这三大功能派生出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方志的功能应主要集中体现在为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体现在为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促进现代化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有些事例不好用“六字”功能来牵强解释的，要采用发展的观点，把地方志从一种文化资源的角度来进行理解。方志学家陈桥驿在国外做学术访问时指出：“在交流之中，不少外国汉学家把中国历史上积累的丰富方志称为‘资源’，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修纂而成的大量方志，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和汉学资源，是外国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工具。”陈桥驿：《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2期。用文化资源的相关理论来研究地方志的开发利用则会对方志的实际开发利用有很多重要的启示。

　　三、方志文化资源的价值

　　地方志不仅具有极其丰富的资料资源，而且具有广博的信息资源，可以满足人们参考利弊得失，采取正确的决策、措施，推动科研进步，提高公民素质等多方面的需要，这种社会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就是方志资源的价值所在。由于方志资源的价值是由社会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来实现的，而主体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人群中差异较大，因此地方志资源的价值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升。

　　（一）方志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在中华文化长廊里，方志是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载体。方志从萌芽发展至今，经历了体裁、体例上的一系列变化，经历了从旧志书到新志书的发展。但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体例和记载内容，反映的都是当时社会风气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而且具有鲜明的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等特征，尤其是有资料性，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正史和其他史籍所没有的宝贵资料，被称为“一方之总览”，“地方百科全书”。我们的祖先在创造发展中华民族方志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历代都曾出过许多富有地方性、时代性特色的方志文献，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化积淀。

　　地方志资源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的国情书，是极富中国传统特色的宝贵资源，它不仅仅属于中国，它也属于世界，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之一。中国地方志的普遍价值在于：方志的编纂，是对文化的积累过程，文化积累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同时是对文化的整合过程，通过整合实现文化判断和文化选择，完成文化控制；也是对文化的应用，保证了文化生产的连续性；也是对文化的传播，是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方志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变迁，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及其发展规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再者中国的地方志资源已经辗转、流传到世界各国，日本、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都藏有为数不少且很多是方志资源中的珍本或是孤本的方志典籍，修纂于清代康乾时期的《越中杂识》手稿本和《山阴县志》孤本，则仅见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而为国内所无。任桂全：方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见http://wwwcncngovcn/www/xianshizhiban/2009/12/26/2271htm。世界大部分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都编制它们所收藏的中国方志目录，且学者用这些资源几乎都是免费的，这成为了外国汉学家研究汉学的一种重要工具，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汉学家柯慎思（James HGole），当年利用方志资源撰写提交的博士论文——《绍兴：清代社会史研究》，就是其中一例。任桂全：方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见http://wwwcncngovcn/www/xianshizhiban/2009/12/26/2271htm。

　　（二）方志是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体系

　　地方志都是以行政单位进行分门别类记录的，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地域性。省、道、府、厅以及州、县、关、所、镇、屯等各编有志书，现代方志也是以各省市县为区划范围编辑成书；在古代一般都是地方官聘请当地知名人士编修的，有时下级官员担任主编，私修者为数有限。现在则是各地的方志办公室聘请有关专家，各部门通力合作完成编纂。各个行政区域的自然现象、自然地理、自然资源是不相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关于经济条件、机关团体、人物事迹、风景名胜、土特产、地方技艺、风俗、方言的记述更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方志被称为“一地之全史”，其地域性是很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