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教外有教，教内有派”的新动向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复杂、多元景观，中国宗教的最新发展已经不能简单用上述“五大宗教”来涵括。在这些宗教的“内外”都已出现一些新的发展，突破了原有的社会存在框架。这种“教外有教，教内有派”的“异军突起”，生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中具有“自发”性质的宗教“新生板块”。

　　从“教外有教”来看，除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这“五大宗教”之外，“合法”存在的还有作为较小的、局部分布的宗教如东正教等。基督宗教的三大教派在中国被理解为三种不同的宗教，有着各自的发展及范围。东正教虽然人数不多，却仍然合法、自由地存在于中国东北、内蒙和新疆等地区，亦为阿尔巴金人（俄华混血儿及其后裔）和俄罗斯族所信奉的主要宗教。此外，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一些海外华人的“认祖”、“归根”，相关的一些民间宗教如“马祖崇拜”、“三一教”等也以“民间信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承认，有着正常的宗教信仰生活。不同地区虽有不同的管理方法，却让这些“民间信仰”以某种方式存在下来，如在福建、浙江、湖南等地。而香港、澳门的回归、成为中国特区，也使其原有的各种宗教直接呈现在中国人面前；在这些地区，超出“五大宗教”范围的绝大多数宗教都有合法地位。

　　对外开放，各种形式的交往也使国外的一些宗教间接地在中国内地存在并发展。1994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由国务院发布，从而以政府行政法令的方式允许了外国人在中国参加宗教活动。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宗教活动一为属于“五大宗教”范围之内的活动，一般以中国人为主组织，外国人只是参与其中；于是，“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参加宗教活动”，如经合法邀请，甚至“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宗教活动场所讲经、讲道”；二为在“五大宗教”范围之外的宗教活动，即出现了“教外有教”的现象；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如果能够“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对于这些“五大宗教”之外的宗教，也可以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宗教活动”；他们只是“不得在中国境内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办事机构、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开办宗教院校，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和进行其他传教活动。”[3]然而，“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教徒”这一点在执行之中仍有不少模糊、复杂之处。例如，有些中国人与外国人通婚，很自然地就加入了他们的宗教之中；还有些中国人在境外生活时入了相关宗教，回国后亦会去参加其相应的宗教活动。在对这类宗教的信奉中，在中国当前比较活跃的即包括犹太教、摩门教、巴哈伊教等。这些宗教其实早已传入中国，只是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被中断，而现在正以各种方式恢复起来，其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则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有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了依法管理这些宗教，国家宗教事务局又于2000年9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从“教内有派”来看，在基督教、天主教的当代发展中比较典型。天主教内主要是出现了“忠于教皇”的所谓“地下教会”，形成与爱国教会的抗衡，从而以一种“非法”存在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天主教内的团结。显然，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待于中梵关系的最终正常化。而基督教的情况则远为复杂。本来，基督教自“宗教改革运动”创立以来就处于教派林立、不断分化的状态之中；其“分”与“散”乃其“常态”，而中国基督教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合”与“后宗派”发展则为其“特例”；虽然这或许代表着“普世教会运动”未来发展的理想，但在当今世界处境中并不实际，充满张力和挑战。如果说中国基督教在以往“封闭”时期能以“一枝独秀”来保持其“洁身自好”，那么今天在对外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则要经受外界的各种干扰和影响，中国教会必须在这种“开放”中“经风雨，见世面”，找准其未来理想发展之路。

　　这种“教内有派”的最新发展即人们所关注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从严格意义上讲应是“未登记教会”）的问题。这些林林总总的家庭教会游离于“三自爱国”教会之外，有的要求直接找“政府”登记注册，而不想受到“三自教会”的“管束”；有的依靠境外渗透势力而不求“合法”，无限扩张，要求所谓“绝对自由”的宗教信仰；还有的则是以“家庭教会”为幌子而卷入政治，企图通过“绑架”群众、以信徒为屏障来躲在暗处指挥、煽动，唯恐天下不乱。这些“家庭教会”因为没有登记而处于“不合法”状况，但其组织者不少是所谓“宗教维权”人士，他们熟悉国内外法律知识，并以这些知识为武装来争取或抗议，试图“取得”和“维护”自己及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海淀“守望教会”拒绝被取缔而采取的行政上诉手段，以及2009年7月前后成都“秋雨之福教会”不服地方政府的处理而出现的抗争，都是这类问题的鲜活反映。

　　如何处理好这种“教外有教，教内有派”的现实问题，是当代中国宗教在“全球化”时代正常存在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中国“依法治国”的法治时代，对这类问题的根本解决也是“依法管理宗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在此就涉及到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问题。作为精神信仰层面的“宗教信仰”与作为社会组织建构和行为主体的“宗教”是有着不同的，二者不可相提并论。应该说，“宗教信仰自由”是承认并保护个人精神信仰、思想认知的“绝对自由”，认可并尊重个人在信仰思想内容上的私人性、内在性和隐秘性，不在思想精神层面加以干涉，真正做到“信仰上相互尊重”。而作为宗教行为及宗教组织在社会公共层面的存在及行动则只能有“相对自由”，因为这已经不再是个我的内在性、私密性，而涉及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公共关系，故而必须遵守、维护公共秩序和共同利益。宗教作为社会公共团体及社会公开行为，则必须如其它社会团体及行为一样遵纪守法，服从公共秩序、保护公众利益，在此已没有“私利”的独特性或优杰性。在这一意义上，“宗教”则应保持其在社会公共层面的公开性、透明性、自觉接受公共监督和法治管理。当然，哪种或哪些宗教可以享受这种“相对自由”，则是可以研究、值得推敲的。至于“教内有派”的问题，则应根据相关的宗教传统、传承、特点，以及其当前社会处境、形势来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政府必须维护法律的公正和尊严，树立其执法和行政权威，在突出政府的“一体”和“统一”管理这一前提下，正视并允许现代社会宗教的“多元”发展，不要人为地扶持或打压某一宗教及某一教派，在政治问题上按照政治原则办理，在宗教事务上尊重宗教规律，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宗教教义、教派分歧上不人为干涉。面对多元化、多倾向的宗教发展应该积极引导、善于“招安”，从而能够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达到“近悦远服”的积极效果，提高我们国家的威信，改善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总之，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宗教存在与发展形势较好，但也充满变数。处理好宗教问题，也是对我们政治智慧、执政能力的考验。其正确之途，则是应对宗教界采取“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态度，与此同时还应大力“加强宗教立法工作，加强宗教法治建设，建立和健全宗教方面的法规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4]使宗教工作真正有法可依，能够依法而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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