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运用低碳经济理论组织经济活动,将传统经济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经济模式,其内在要求是实现人类社会系统过程的各个单元在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条件下和谐共生,告别不可持续的高碳经济发展时代。

　　实现低碳经济战略目标,政府政策是第一驱动力。在设计各种有效的低碳政策工具时,既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尽可能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也要弥补市场失灵。目前产业经济学中关于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有以下五类:

　　一是基于市场失灵理论的低碳政策工具。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市场难以完全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充分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从而出现市场失灵。为了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就必须借助政府干预来完成。现代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市场不能解决的社会公平和经济稳定问题也需要政府出面化解。政府干预经济领域的扩大,既说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对政府管理效率有了较高的要求。经济学理论以外部性和公共品性质来解释能源环境领域的市场失灵,经常采用的是政府管制、税收、补贴、碳基金等手段。政府管制就是政府通过制定严格的产品能耗效率标准逐步淘汰现存的高碳产品,并对进口贸易商品确定并认定其能耗标准;碳排放税就是政府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种;碳税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是目前普遍看好的政策工具之一,有望成为撬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低碳经济的杠杆;补贴又称为“反税收”工具,其作用与税收的负激励作用相反,是起到正向激励的效用,诸如对新能源技术研发给予补贴等等;碳基金就是通过设立基金来促进碳排放和促使开发商采用低碳技术。

　　二是基于产权理论的低碳经济政策工具。这一观点认为在处理外部性问题时,市场失灵与产权紧密相联,效果最优化的实现依赖产权的分配与界定。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交易机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最有效率的污染控制手段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基于产权理论的排污权交易有助于消除环境“公共物品”的外部性,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排污权交易项目就是2005年《京都议定书》实施之后的跨国间的碳排放交易,该协议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成员国分配强制性减排指标的文件。根据国际碳咨询公司预测,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三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理论的低碳经济政策工具。是指为了克服能源节约与碳减排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和复杂的委托—代理问题,依据激励相容机制理论设计的政策工具,包括自愿协议、标签计划等具体措施,用以激励厂商和消费者主动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自愿协议主要指发达国家一些社会责任意识比较强烈的企业,通过自愿承诺减少碳排放或采用清洁生产技术,以实现减少政府管制的目的。标签计划、ISO14000认证等均属于激励信息公开的政策工具。企业通过这些认证能够在社会上树立起自身“碳中性”和“碳生态足迹为零”的良好“低碳”形象。

　　四是基于不确定性理论的低碳政策工具。自从李嘉图之后在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上遇到了两难选择,即经济分析只有排除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才能进行,而经济政策只有仔细考察到不确定和变动性才能实行。凯恩斯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不确定性牢牢地置于经济各阶段的中心。不确定性的预期在消费、投资及货币政策三大规律中起着决定作用。在低碳经济政策工具研究上,对于不确定性碳排放和企业责任测度,成为低碳政策工具的重要内容。例如,由于非点源污染无法测度个体责任,点源污染只能承担有限责任,能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投资具有投资大而收益不明显的特征,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工具有能源合同管理与第三方融资。能源合同管理是一种新型的市场化节能机制,其实质是以减少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全部成本的节能业务方式。第三方融资是一种由技术革新带来的基于储蓄的金融方式。拥有技术和金融能力的第三方为顾客提供能源转换系统,从而获得经济收益。

　　五是基于生态工业学理论的低碳政策工具。低碳经济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是一脉相承的。生态工业学通过把生态学、经济学和工业组织理论联系在一起,研究工业系统的能源物质流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循环经济发端于生态经济,将范围从生产延伸到消费领域,以源头预防和全过程管理替代末端治理的模式。这类政策工具主要倡导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在国外发达国家生态工业园区,已经成为能源环境和发展政策的关注焦点。2009年5月,科技部社发司、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组织成立了低碳科技示范专家组,提出了《低碳经济科技示范区工作方案》。据此方案,科技部将选择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行业进行试点和示范,建设低碳经济科技示范区。在示范区开展技术推动和完善推广,通过可复制的模式探索,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低碳发展。

　　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化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迈进,自然也正处在以高碳为主的重工业化的关键时期。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学说,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的左侧,即制造业、重化工业发展迅速,对资源的耗费超过资源的再生能力,环境恶化加速。这些都将形成中国经济最大的负外部性,将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制约。对照国外低碳经济政策工具理论,结合我国的特点,不难发现我国低碳经济政策导向主要采取的是以“目标责任制”为主线,以“命令—控制”为主体的政策。实践证明,这是目前我国最有效、最直接的政策工具。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企业尚未有明确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承诺意识和行动,也没有系统性、专门性的低碳经济政策,节能减排措施以行政手段为主,这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自然也与发达国家以市场为主的政策工具有着较大区别。笔者认为,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现实,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处理好产业增量上的“低碳化”及逐步压缩产业存量上的“高碳化”,重点应做好三个层次的路径设计:一是构建新兴低碳产业集群。通过构建新兴低碳产业集群,培育以低碳技术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降低低碳产业生产成本,并加速企业间知识外溢效应和技术创新步伐。二是一般传统产业的低碳保持。一般传统产业是指农业、手工业、旅游等相对低碳排放的产业,维持这些产业的低碳现状要求,可以通过开展生物多样性农业来发展低碳农业,以及倡导生态旅游来发展低碳旅游业,等等。第三,传统高碳产业的低碳化创新。传统高碳产业主要指能源、钢铁、汽车、交通、冶金、化工、建材、机械制造等,解决此类产业的低碳创新,需要在技术、流程、制度等方面做出相应的创新行为。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