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延安城，沿着延河往西北方向走4公里左右，有一个叫杨家岭的地方。这里原来是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僻静小村子。
1938年11月，日本的飞机曾飞到延安狂轰滥炸了一番，为安全起见，中央机关就迁到了这里。在沟口靠西的半山坡上，有一排错落的窑洞，那就是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一住到这里，杨家岭便成了文化人频繁出入的地方。
1939年5月12日这天晚上，新近回国的萧三来到这里。毛泽东与他深情地谈起了在10年内战中牺牲的同志。萧三转告毛泽东，他在莫斯科见到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杨之华请他代向毛泽东问好。
说到这里，毛泽东感慨地插话：秋白假如现在还活着，领导延安的文艺运动，多好啊！
的确，在延安，很需要一位像瞿秋白那样当过中共的“一把手”，熟悉党的领导工作，又有浓厚的文人气质，懂得艺术运作规律的人，把复杂的文坛统起来。可是，毛泽东当时没有寻找到这样的人，文艺界的不少事情，就只好常常由他亲自出面来处理。
1
1942年的春天来了。
万物复苏的春天，总是要呈现出一些骚动的气象。延安文艺界的春天，也很不平静。
这一年前后，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大致有成百上千，知识分子就更多了，大概有六七千人。这些人的到来，明显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自己同延安这一特殊的环境相融合。
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引起毛泽东注意的，主要有两种倾向。
一个是文艺理论上的争论。诸如文艺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文艺作品从来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或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等等。对“鲁艺”的文艺教学方针，毛泽东也是有看法的。例如，他就很不满意那里的文学课一讲就是契诃夫的小说，以及一些文艺家只注意提高，而不注意普及，等等。
另一种倾向反映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或作品当中。主要是对延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现象，特别是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消极面提出了批评，有些批评还是比较尖锐的。这当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引起特别注意，大概是因为这两篇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吧。
除了更深沉的背景外，要说召开对中国现当代文艺影响非常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什么具体的起因的话，这两种倾向大概就是。
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正式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博古、何凯丰的名义，召开延安文艺界的座谈会，拟就作家的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为什么要专门召开一个座谈会？毛泽东曾作过说明。他说：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已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要让文艺家与在党政军经工作的同志结合，否则，总是格格不入。最近一个时期，某些文章和作品，对一些事情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是对的，因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至于某些时候，某些文章作品没有弄好，是属于部分的性质，不难解决。严重的问题是，有的文艺家离彻底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达到革命性、党性与艺术工作的完全的统一还差得很远，不破除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让它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他们最基本的问题，是文艺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忽视革命也是严重一些的偏向。其他偏向是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这就把文艺降到和普通东西一样没有区别了。没有艺术性就不叫文学，这个偏向在俄国曾经发生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听说也有过，似乎只要讲几句马列主义，讲几句无产阶级，就是好东西，不注重艺术形式问题，只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说艺术工作在革命工作中不是一个特殊部门，这是一种偏向。
既然要开文艺问题的座谈会，就必须要有更具体的针对性。毛泽东此时集中时间做的一件事，就是找文艺家们了解情况。这也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个别谈话”的方针。这年四五月间，大概是毛泽东一生中同文艺家们接触最频繁的日子。如果我们按日程排一下的话，仅4月间，他找文艺家们谈话或给他们写信，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一二十起。
2
从上到下，从弄清问题到酝酿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切似乎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4月27日，毛泽东和何凯丰联名发出了邀请延安文艺工作者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5月2日，是个晴朗的日子。延安文艺座谈会如期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两层西式楼房的楼下会议室举行。会议由何凯丰主持。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也都来了。被邀请的文艺工作者及中央和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共100多人。
首先是由毛泽东讲开会的目的。他说：“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为此目的，就需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学习问题。接着，毛泽东对这些问题分别作了论述，提出：革命文艺工作者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歌颂人民群众及其政党和军队，暴露敌人，特别是他们的残暴和欺骗；革命文艺工作的对象，在根据地是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家要使自己的作品受他们欢迎，必须熟悉和了解他们，让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还要学习社会，学习马列主义。
这个开场白，即后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
这个开场白，无疑是为大会定了调子。但争论随着展开。这说明当时的文艺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分歧是多么大，文艺工作者真正从思想上接受党的文艺政策、观点确实需要一个绝不平静的过程。
5月16日，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大会。毛泽东没有发言，主要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并不时做记录。指定在大会发言的，总是有些代表性的。可争论一如前往。这样争论下去，不是法子。总要有个结论的。这个结论自然也是毛泽东来做。
为此，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文艺座谈会的问题。毛泽东说了很长的一段话：我与凯丰召集的文艺座谈会已开了两次，本星期六要结束。现在许多作品描写的东西是小资产阶级的，对小资产阶级有同情，把自己当做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工农及工农干部有恐惧心理。……要注意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以普及为基础来提高，在提高指导下实行普及，同时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从群众中吸收新的东西。报纸要提倡与指导群众的文艺作品，不登打击工农群众的东西。有的人对新的事物没有敏感。要写代表时代的东西，如苏联描写游击队的《毁灭》。在我们的军队中，群众中，是能够写出许多有时代意义的作品的。必须达到文艺和群众的结合。
这段话，是毛泽东向中央通报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也是介绍准备给座谈会作结论的大致内容。
5月23日，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
先是由与会者发言，到下午，朱德最后发言，要求文艺家们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来批准；不要怕说“转变”思想立场，不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自己就是从一个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
朱德发言后，趁着落日的余晖，由摄影家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照相的时候，毛泽东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隔他3个人挨在朱德旁边，才放心坐了下来，开了一句玩笑：“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晚饭后，由毛泽东作“结论”。这个“结论”，他是作了准备的。由于来听他讲话的人数增加了不少，他讲话时就把会场挪到了楼外的广场上面了。在汽灯下，他手里拿着和其他领导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商量的提纲，侃侃而谈。
他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中心：革命文艺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文学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由此，就可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源和流：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典型、更强烈、更集中、更理想。
2.关于普及和提高：当前，工农兵迫切需要的是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是普及，然后才是提高，二者相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3.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4.关于文艺批评：这是文艺界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为第一，艺术标准为第二，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结论”中，毛泽东还根据他此前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和三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几个观点：“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
这个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结论”部分。
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这样结束了。
3
在当时，毛泽东对他的这篇《讲话》，还是相当谨慎的。他根据提纲讲，讲的时候有人速记，胡乔木又根据速记稿作了整理，给毛泽东看后，毛泽东是很满意的。
可他并没有让立即发表，一直到第二年10月19日才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前面还加了一个编者按：“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
即使整理花去一两个月的时间，也不致等到次年10月才发表，如果为了等到合适的时机，如鲁迅逝世纪念，那1942年10月也是一个机会的。因此，唯一的解释，恐怕是毛泽东对这篇稿子刻意求精，反复修改。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又作了一些修改。
这篇讲话发表的第二天（10月20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中央总学委向全国播发的一则电文，即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其中说：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
半个月后，中宣部又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其中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
这两个文件，是中央关于《讲话》的正式定位。从此，它成为党的文艺工作的根本性的指导文件。●（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