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国内外都是一个热点问题。为了进一步澄清是非，解除疑惑，更好地理解和贯彻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请您谈谈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与判断。
　　陈宝生：讲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想先从政治体制的建立和演变说起，要用历史眼光来看我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我把它概括为“建设”、“破坏”、“改革”。
　　所谓“建设”，就是我们党在经过28年的武装斗争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按照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理念，建立了我们基本的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我们的司法制度。在新中国建立最初的十几年，这个政治体制的运行是健康的、顺利的，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但是，它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现在来看，这个体制里还有一些新中国成立前武装斗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政治制度的遗存，同时，我们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借用了当时苏联的一些做法，并且还残留着中国传统封建制度的一些影响。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那些领导人、那些先驱们，为我们中国的发展创立了一个很好的制度框架和基础，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给我们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今天我们没有理由苛求和责备他们，他们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第二个阶段叫“破坏”，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自己建立的政治制度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最主要的是法制制度、民主制度受到了破坏，这既包括党内的，也包括党外的，包括整个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制度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第三个阶段叫“改革”，就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治制度、政治文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开始了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记者：我国的改革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您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哪些主要进展？
　　陈宝生：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走到今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做了许多事情，其中一些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主要有以下这些方面：
　  第一，我们巩固壮大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第二，我们对党的领导制度做了重大改革，恢复和发展了党内民主，废除了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在干部的选拔任用方面，我们也做了一系列改革，由原来的单一任命制到现在的任命制、选举制、竞聘制并存的干部选拔体制。
　　第三，我们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持续改革。这主要是为了改革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减少层次、减少机构、精干队伍、提高办事效率，到后来还主要结合转变政府职能的考虑。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情况相当复杂、基础相当薄弱、人口相当众多的国度，面临的问题太多，我们需要一个高效的政府适时地解决问题，追赶发达国家，我们耽误不起时间。
　　第四，我们有效地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协商式民主制度。它的表现形式，一是干部的任免要经过民主协商。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各个层次的领导人都要经过我们党内各级组织的民主协商，经过和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的民主协商，经过和社会各界代表的民主协商，经过民主选举才能产生。其他类型的领导干部要经过民主推荐、公示、考察、票决等程序，才能走上领导岗位。二是重大决策民主协商。我们的重大决策都是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层层征求意见，形成初步的方案，然后又自上而下地征求意见，最后经过民主讨论才做出决策。在当代中国，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的制度保证了重大决策再也不会发生一个人说了算或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三是重大事项民主协商。比如说，我们的三峡建设，那是经过了十几年的民主协商，最终由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策的。这样一种协商式民主制度，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试验，已经基本成型。
　　第五，我们有效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我们现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制订的法律有 300多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国务院政府系统有600多项行政法规，近1000件法规构成了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它们在调整各种关系、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非常有效的法律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