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位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从巨幅的“东京审判”庭审全景图前走过。 本报记者 李继辉摄

　　1946年7月26日，中方证人许传音博士就南京大屠杀作证

　　1946年9月2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完整再现“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昨天正式出版发行。共80卷、近5万页庭审记录完整还原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字投降。68年后的这一天，由国家图书馆联合上海交通大学整理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提醒人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和远东国际关系格局的新起点。在审判过程中，中国代表团提供了战争嫌疑犯名单、大量人证和物证、参与起草判决书，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原始资料在中国已大部分流失，使中国在东京审判的研究中深以为困。2011年2月，国图组织专业人员着手东京审判文献资料的国内外调研、资料搜集工作。经多方努力，由国外购回近5万页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缩微文献。去年3月，国图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双方工作人员对近5万页庭审记录逐页审阅，将缺页、重复页、半页、字迹模糊页、特别说明页等逐一整理记录。为补全缺漏，工作人员又赴美搜寻补得7000余页缺藏记录，基本补齐庭审记录的原始文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真实、完整地再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的庭审全记录，包括法庭成立、立证准备、检方立证、辩方立证、法庭判决等审判全过程，为学界和公众提供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第一手文献。其中，493页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庭审记录，有力地驳斥了日方右翼势力近年来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和怀疑。这部分庭审记录显示，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审判中，出庭证人就有8位，包括尸体堆里的幸存者和外国宗教人士在内的外国见证者。

　　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曾在日记中写下“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难。”在昨天该书发行仪式现场，国图馆长周和平引用这段话，并表示国图还将继续收集整理东京审判在美档案及相关历史资料，陆续推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资料》（50册）、《“二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报刊资料汇编》等相关文献，支持学术研究，提供公众利用。

　　另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昨天各获赠了一套该书。在昨天的仪式现场，国图还展出了2011年以来在海外征集到的东京审判全过程历史照片近百幅。

　　帮助留存关键证据

　　法庭上独自用英语陈词

　　这位叫许传音的证人在近一天的审判中，独自用英语面对检察官和侵华日军战犯、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的各种问题。从庭审记录可以看出，这位证人的回答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内容详备。在认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实和松井石根罪行的过程中，这份证词起了关键作用。

　　关于许传音，曾有媒体采访得知，他生于1897年，从小长在安徽一个基督教氛围浓厚的家庭。1914年他从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毕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曾在燕京、清华等大学教授铁路管理，也曾任北洋政府铁道部铁路营业司司长。32岁后他迁居南京，并参加了红十字会。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许传音在国际安全区内担任住房委员，安排难民住宿；跟随红十字会掩埋被日军杀害的同胞尸体。根据记录，当时共有43000余具尸体被他们掩埋，这后来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铁证；许传音还带着西方友人四处取证。当年住在新开路5号的夏淑琴一家的受害现场，就是他带着美国牧师马吉用摄影机拍摄的。马吉的这些电影胶片后来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唯一的活动影像，也是东京审判的关键证据。

　　照片故事

　　斗争得来的法官座次排序

　　1946年2月15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各同盟国政府的提名，任命了11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在这张照片上，人们可以看到法官们的座次排列是，左起印度法官帕尔、荷兰法官罗林、加拿大法官麦克杜格尔、英国法官帕特里克勋爵、美国法官克莱墨尔将军、澳大利亚法官韦伯爵士、中国法官梅汝璈、苏联法官柴扬诺夫将军、法国法官柏奈尔、新西兰法官诺斯克罗夫特、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共11人。其中，韦伯爵士是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法庭庭长，中国法官梅汝璈就紧挨着他坐。不过，这个座次排序，却是梅汝璈奋力争取来的。

　　韦伯爵士本来想让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于是便提议法官座次按联合国安理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梅汝璈不同意，他认为法官的座次应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这样美国和中国便分处第一、二位，分别位于庭长的两侧。对于这个提议，西方国家代表一开始不以为然。梅汝璈愤怒地说:“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受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而英国却只是一味地忍受和投降，中国绝不能接受排在英国之后，我认为中国政府也不会同意被安排在英国之后!”随即，他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以退出预演相抗议。最后，法庭终于接受了梅汝璈的建议。

　　各界纪念抗战胜利68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铭记历史，启迪未来。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8周年，在此前后，国内外社会各界以多种形式纪念这个影响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历史时刻。

　　北京卢沟桥畔宛平城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蓝天映衬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纪念馆内，一场以“德国纳粹死亡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主题的展览正在举行，纳粹德国在集中营犯下的罪行和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让每一位参观者感喟不已。

　　9月3日，这里将邀请抗战老战士及家属、专家学者，共同纪念这个重要日子，纪念馆还将联合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滇西抗战纪念馆等多家纪念馆发表联合声明，抗议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公然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

　　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也在开展纪念活动。馆长吴建宏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于9月3日到纪念馆参观，既可以缅怀和祭奠为国牺牲的忠魂烈士，也可以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和信心。

　　纪念昨天，才能珍视明天。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佘子清告诉记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他的母亲惨遭日军杀害，给他一生带来难以抹平的伤痛。在佘子清心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他表示将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名单墙前，祭奠母亲，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强大，我们再也不会做亡国奴了。”

　　在印度班加罗尔，由新华社和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共同主办的“新华影廊”纪念柯棣华参加中国抗日战争75周年图片展于9月1日开展，集中展示了柯棣华生平和各种纪念活动照片，以此缅怀这位外国友人。

　　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吴惠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现阶段回顾历史显得尤为重要，9月3日是一个可以振奋士气的纪念日，应当借此机会呼吁人们勿忘历史，珍惜和平，共同维护战后秩序。

　　日本，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村山富市

　　我从年轻开始，就一直认为：日本作为亚洲一员，不管从地缘政治上还是从历史上来看，都与亚洲各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日本必须要与亚洲各国构建可以信赖的牢固基础。这也是我的人生信条。

　　我当选首相后，首先访问了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亲身感受到了二战期间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邻国带来的无法抹去的伤痛。在我首相任内，恰值二战结束5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日本需要深刻反省此前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同时向全世界表明今后将坚决走和平、民主主义以及国际协调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发表了“村山谈话”。

　　我之所以发表“村山谈话”，是因为日本今后如果希望与亚洲及世界各国和平共存，就必须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彻底清算。我认为，正是通过“村山谈话”，中韩等亚洲国家认识到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与过去划清了界限，并开始逐渐理解和接纳日本。因此，包括第一届安倍内阁在内的此后历届日本内阁也都明确表示继承“村山谈话”。但是，安倍在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却宣称“将不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话’”，并提出“侵略的定义在国际上尚无定论”，明确表示要修改“村山谈话”。虽然尚不清楚安倍打算如何修改“村山谈话”，但如果否认侵略，将会导致相关各国对此前日本历任首相的发言产生严重的不信任。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历史教育很少教授近现代历史，以至于目前大多数日本人都不了解过去的战争。正确学习过去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构建与邻国的友好关系，而且对日本今后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我非常担心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日本政治家需要进一步学习日本近现代历史，尤其是日本曾经对亚洲邻国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的那段历史，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日本正是因为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以及东京审判的判决，才得以重返国际社会。如果日本首相和阁僚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就意味着日本否认此前所接受的国际条约。我认为首相和阁僚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虽然最近修改宪法成为一个重大课题，但我绝对不允许修改以尊重基本人权、和平与民主主义为基调的日本现行宪法。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有一座石碑上刻着“决不让错误重演”。我想这不仅仅是广岛县人民的誓言，也应该是所有日本国民的誓言。成为和平国家是日本国宪法所指示的方向。

　　(作者为日本前首相，人民日报驻日本记者刘军国采访整理)原载9月2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