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的重大贡献在于开拓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引领中国经济建设蓬勃发展，走向新时代。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源自于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社会实际的紧密结合，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即有出色的经济实践和独特的经济理论，最后集大成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2年南巡讲话期间。程中原先生等所著的《前奏》《决战》《新路》三部书，记述的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历史转折，有关邓小平治国安邦的内容如一条“龙骨”贯穿全书始终。

　　一、完整系统地概述了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贡献。

　　三部书总体上采取编年体形式，记述和评介了自1975年整顿到1982年“十二大”这八年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对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基本上无遗漏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详述了邓小平在这八年间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起的推动作用，完整的故事多达20多个，使读者在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全景式的概略了解的同时，在微观上又对邓小平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有着深入的了解。诸如：邓小平如何将铁路作为1975年整顿的突破口，后又相继在国防科技、钢铁、工业、军队、地方、文艺、教育、农业等领域展开整顿；邓小平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在给中央的信中欢呼：“党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万岁！”激动心情溢于言表；邓小平复出后，抓住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平反冤假错案，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领先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提出工作重点转移，清算“两个凡是”，肯定和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创办经济特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内容在该书中都有较为完整的表述。因此说，该书不仅是有关国史的重要专著，还是邓小平生平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力作。

　　二、深化了邓小平专题研究。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尾声中的拨乱反正，成就显著，深得人心。成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历史转折前奏，成为数年后改革开放的尝试，成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起点。以往学术界对风云际会的1976年研究较多，单独对1975年的国史研究鲜见专著，《前奏》一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的天安门事件，群众抗议运动的重心和矛盾的焦点即是怀念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直至10月粉碎“四人帮”，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出面，但他实际上是这段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历史过程中的重要灵魂人物，《决战》一书对此有着比较到位的记述和评价。《新路》一书则对邓小平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期间的历史贡献有着详尽的评述，凸显了20世纪末邓小平在中国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和关节点上的关键作用。使读者更加深入理解，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表现在理论上，就是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邓小平理论；表现在实践上，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三、对重大历史事件作了比较客观的历史评价。

　　三部书不仅图文并茂，可读性和感染力都很强，并且在每部书的结尾都有着具有独特见解的历史总结和评价。程中原先生等作者都是有着丰厚学术积累的史学专家，他们倾注了20多年作专门史研究的心血，因此其视野开阔，观点新颖，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本着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高标准著书立说。关于1975年整顿，作者提出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此后不久在全国全面铺开的改革开放的实验，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在邓小平指导与影响下形成的三个著名文件，以及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中共中央发出的指导整顿的一系列文件，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酝酿和起点。并指出，整顿被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在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问题上，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上，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矛盾和分歧。关于“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评价，作者除了引用《历史决议》等文献外，还指出《历史决议》在列举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起重要作用的领导同志时不应抹去汪东兴的名字，汪在这一斗争中“发挥了共同策划和组织实施的关键作用”。“领导这场决战的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李先念等人是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政治家”，“他们表现了大智大勇”。没有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中国人民不知要在黑暗中徘徊多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一时都无从谈起。关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的历史进程，书中引用邓小平在十二大闭幕后不久所说的一句话：“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作者评价这是对这四年历史最扼要、最恰当的概括，并把本卷书命名为《新路》。

　　四、运用大量新材料，对所涉及的若干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作出了新的有理有据的解释和阐述。

　　在深入分析和研究考证的基础上，作者在三部书中都有选择地使用了大量的新材料。这些新材料，有的来自刚解密的文件档案，有的来自作者的亲自采访，其中多数被采访者已经年老病逝，犹显得这些新材料的珍贵。在目前众多记述这段历史的著作中，如此多数量地集中使用新材料深入研究国史和邓小平的生平和理论，是极为少见的。这些新材料，使邓小平的伟大形象更加栩栩如生，细节生动，情节感人；对丰富邓小平研究和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些新材料，对澄清目前流行的某些不正确的传言具有正本清源的积极意义。

　　(陈宇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