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校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时任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兼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胡耀邦出任副校长并主持党校日常工作。此时的中央党校，已经被康生等人把持了20余年，积压了大批冤假错案，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胡耀邦上任伊始，便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和魄力，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央党校率先拉开了中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序幕。
　　率先拉开揭批康生的序幕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首先抓了揭批查那些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人们郁积已久的对“四人帮”的愤怒一下子迸发出来，纷纷揭批他们的罪行。随着运动的开展，造反派头头犯下的严重错误被一一揭发了出来，但他们推诿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经康老（康生，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同意的。我们执行的是康老的路线，不是“四人帮”的路线。虽然康生已经在1975年12月16日死去，但在1977年8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被奉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因此，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就拉着他这杆大旗当保护伞。有位中央领导人也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个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
　　针对这种状况，胡耀邦明确指出：对于中央党校的领导，在台上的也好，在台下的也好，活着的也好，死去的也好，凡是对他们有意见的，都可以提出来。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康生这个极左派的嘴脸终于被揭露了出来。1977年12月9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几位工作人员率先贴出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指出康生与江青是一丘之貉。几个小时后，揭批康生的小字报接二连三地贴了出来。党校学员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厅、局级以上干部，看到这种情况后，不少人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纷纷写信或打电话回去，报告中央党校已经开始揭发康生。随后，有些地方也开始向中央报送材料揭发康生的罪行。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央党校将小字报的主要内容摘登在《情况反映》上，并及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报告。
　　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连续召开了四天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生的罪行。会上有17人发言，揭露康生一手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和犯罪的事实。在此基础上，胡耀邦让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一起，整理出一份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计有603人。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33人；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58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91人；各大区中央局和各省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其余的266人也都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此次大会后，中央党校临时党委根据大会的决定，将康生的犯罪事实上报中央审查处理。
　　1978年11月，胡耀邦将这份材料带到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审阅后无不感到极大震惊和愤慨。因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并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审查。后来在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时，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