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这是继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的第二个《历史决议》。30年来的历史证明，《历史决议》的起草原则和基本论断都是正确的，为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齐心协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今天也没有过时。正如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高度评价的：对于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1］。

《历史决议》虽然是中共中央的决议，但是其起草过程也是党的最高层研究建国以来历史的过程，对中国当代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都有着理论上和方法上的重要贡献。这里，提出四个方面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中国当代史要有大局观

1980年10月，在讨论《历史决议》第三稿时，多数人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就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也有少数人从所谓“客观”地评价历史的立场出发，提出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尤其是毛泽东的错误“写深写够”，“不要有任何框框”。还有个别人认为，毛泽东“功大、过大、罪大”，“过大于功”，有严重的个人品质问题；毛泽东思想里有很多错误，不应当再提。这些人虽然是少数，但言词激烈，慷慨激昂。受其影响，第四稿加重了写错误的分量，调子比较低沉。

对此，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一开始就强调说，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2］他看了第四稿后，于1981年3月9日尖锐地指出：千万注意不要把三十多年的历史写成漆黑一团，如果这样，就会使人们痛恨我们的党、痛恨我们的决议、痛恨我们写决议的人。他再次重申：现在稿子的调门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总的说来，我们犯错误还是没有经验，大家都有责任。他强调，中心问题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3月18日，他再次坚定地指出：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肯不写。这是中心，是关键。

这时，陈云提出了把中国共产党60年历史联系起来写的意见，使邓小平长久思考的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经过几次起草修改，终于写出了比较成熟的第七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定稿。

《历史决议》定稿交付中央全会通过前的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总结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我们原来设想，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起到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作用。我想，现在的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邓小平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这个态度，在他有生之年始终没有改变。

实际上，在如何认识历史问题上，从来就不存在脱离人们认识和利益的纯粹的客观反映。西方比较客观的史学家早有着清楚的认识。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3］法国年鉴学派在1929年的开卷宗旨中认为，真实理应是历史的最高准则。但每个人对于历史真实性的理解却各不相同，个人总是不可避免地要站在今天功利的立场上，去评古论今或者借古讽今。即使就当事人而言，所谓的历史也只不过是他们心目中的历史。

所以，作为上层建筑的历史，从来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任何历史著述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个历史学家只能自觉不自觉地从自己当时的认识程度和立场，依据当代的现实理解过去。那种纯“客观”认识恰恰反映了一些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主流的主观错误认识。今天回顾起来，如果不是当时邓小平等老同志一再坚持，如果片面夸大历史错误，不仅会产生一个不符合事实的决议，而且将导致怀疑、否定党和国家，严重干扰中国改革开放大好前程的后果。

必须指出，邓小平的这个政治大局观并不是实用主义政治需要，而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邓小平不是历史学家，但在中国革命建设几十年历史中的丰富实践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准确把握，使他对当代历史能有比同时代人高得多的洞察力。邓小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给予充分肯定。他说：30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他列举旧中国分裂贫弱的例子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2］（p.299）“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但是这十年中间也有健康的方面，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承认的。根据他反复讲的这些意见，起草组纠正了原来过多反映错误的倾向，牢牢把握住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主流，起到了鼓舞人民前进的作用。

《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2年作出的基本估计是：“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4］并且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巨大成就列为十个方面。这十个方面，也就是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高度提炼浓缩的“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1］

 第二，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地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分析判断

“实事求是”一词，最初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讲的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原本指一种严谨的治史态度和方法，后来成为学者客观治学的座右铭。这个“实事”不仅包括历史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等基本要素，而且也包括历史背景、条件和内外联系等。但是，后来的一些史学家乃至要“实事求是”的史学家，却往往孤立地机械地只见历史要素本身，而忽略了对“实事”的综合考察分析，以至得到的“是”也往往是片面的。

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在评价一个事件、一个人物时，必须把事件、人物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去认识、评价。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谈话中明确地指出：在评价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时，“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2］（p.172）有些问题，离开了对复杂的历史背景的分析，难免评价不公。如果放到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就能够恰如其分地找准原因，分清责任，这不仅可以提高评价的准确度，而且可以有的放矢地正确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比如，对1958年到1960年进行的“大跃进”中的一些做法，今天看来是违背常识和常理的，却为什么会出现？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会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很好，社会秩序稳定，生产发展快，这时大家头脑发热起来，于是出现了“大跃进”。由于缺乏经验，未做试点，加上党内民主作风得不到充分发扬，出现那些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做法也是难免的。但其初衷是好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又如，对20世纪60~70年代的国际环境，当时判断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确实过于严重，提出了过快过大的战备要求，没有把工作重点坚持放在经济建设上。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和当时的国际环境，就可以理解出现这种失误的心态。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10年间，中国先后遭受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欺辱。新中国成立以后，两次带世界性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中国的邻国，把中国卷入进去。这样的历史和国际环境，不能不让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抵御外部侵略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对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不重视，那就是对国家对民族的不负责任。即使估计过于严重，也是可以理解的。

再如，发生“文化大革命”，有毛泽东领导上错误这个直接而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在评价党的历史、党的领袖时，必须把“文化大革命”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看做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

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对历史的认识往往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甚至陷入个人恩怨的纠缠。因此，在四千人中央国家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加上中央党校1548名学员，实际共5600人。讨论《历史决议》稿时，不少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过激发言，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作为客观的历史评价者，必须跳出个人的喜怒哀乐，客观地分析评价历史。这也是一种大局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史学三才：“史才、史学、史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更重要的是“史德”，也就是史家之“心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做到思想正派，客观，公正，敢于坚持真理，不为个人利益左右。

邓小平给我们作出了典范。“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两次被打倒，长子致残。但是，他主持起草《历史决议》，并没有以个人的得失来评价这段历史和人物，而是从全党全国的大局出发，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全面考察。他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这种态度，是完全符合“史德”的。时光过去30多年，当我们已经能够更冷静地借鉴历史，从制度上进行各项改革，根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时，除了折服于邓小平鞭辟入里的分析方法外，更为他的坦荡胸襟而感动。

再如，陈云1981年3月和邓力群谈起草《历史决议》，谈到苏联时，他指出，要写共产国际对我们的帮助。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出兵打垮关东军，还有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重点工程，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这样一些问题，《历史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5］。当时，中苏关系仍然处在敌视状态。压境大兵尚未撤离，宣传舆论互相抨击。陈云提出这样的意见，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第三，研究历史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全貌，不能片面孤立地下结论

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陈云对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贡献上。

当时的难点是，《历史决议》既要否定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又要充分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时间和空间里，似乎很难取得平衡，毕竟毛泽东直到逝世，还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的胡乔木为此陷入了冥思苦想中。

陈云坚决支持邓小平关于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三条原则。他先后多次与起草小组负责人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谈对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意见，其中主要的谈话有８次。他首先提出，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一定要作出评价，不能回避。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要回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80年7月3日，胡乔木转达了陈云的看法：“陈云同志讲，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6］

那么，如何在否定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时，又充分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呢？陈云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跳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局限，在历史的长河中，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

1981年3月，陈云在约见邓力群时，建议增加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他指出：“《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5］（p.284）3月24日，陈云与邓小平谈话，又提出了这一意见。邓小平高度评价说：“这个意见很好。六十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2］（p.303）

陈云这一意见使《历史决议》的难题得到了豁然开朗的解决：毛泽东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一生为革命为人民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这个功绩是主要的，无论怎样评价也不过分。如果没有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立的新中国，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继续探索也就没有了基础。何况，即使在他犯错误的时期，也带领党和人民取得了不少成绩。《历史决议》的这一形式，也给我们历史研究以重要的启示：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全面评价，不能孤立、割裂地看。这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历史学家的一个共识。法国史学家勃罗代尔很早就提出了研究历史要从三种历史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考察的观点，成为年鉴派在历史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

第四，提出了认识、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

一是“宜粗不宜细”邓小平多次强调这个方法说：《历史决议》“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大概我们的党史就要根据这个调子来写了，太细恐怕也不妥当。”［2］（p.244）邓小平所强调的这个方法十分符合当代史研究的特点。

朱佳木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经验应当注意的几个方法问题》中引用了宋代大儒朱熹的一段话：“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意思也是讲，研究历史不要纠缠一些琐碎事件，而应关注重大事件，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但是，在清中期，由于文字狱兴起，乾嘉考据学派只能陷入脱离实际的繁琐复杂的文字训诂考据学，在史学史理论发展上是一个倒退。那么，起草《历史决议》时，为什么又要强调特别要注意“宜粗不宜细”呢？这是因为：

（1）由于当代史与现实紧密相连，涉及仍然健在的许多当事人和仍然在执行的许多重要方针政策，对其作出的评价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当前的大局，因此必须慎重，宁可粗一些，一些分歧较大和尚待实践检验的评价，不妨留待后人总结。

（2）从认识论角度看，当代的许多历史事实过去还不久，有待于进一步弄清史实真相，不断完善认识。因此，对于一些还缺乏研究或缺乏史料公布的问题，不要急于下结论，以免匆忙断言后再出现反复。

（3）作为党的决议，其功效不等同于个人历史研究著作，是从总体上总结经验和把握规律，追求事物本质上的真实性。如果太细了，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而损害、妨碍整体上的真实。此外，如果对具体问题面面俱到地作出具体结论，反而会束缚了对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展开，是以政治决议代替学术。在这个意义上，“宜粗不宜细”并不是排斥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恰恰是给后人的学术研究留下空间。

二是既“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用民主集中方法认识、研究历史中央组织四千名高级干部对《历史决议》第三稿分组在全国各地进行大讨论，每天的讨论都写出简报进行交流。用这种方式研究敏感的当代历史，不仅在中共党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中国悠久的修史传统上也是没有先例的。第三稿提交党内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时，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出现了热烈的议论和争论，也有个别人甚至担任过党内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提出了完全否定毛泽东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激烈错误意见，影响到《历史决议》的继续撰写。

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倾向。还在四千人大讨论中的1980年10月25日，他看了简报，就立即找胡乔木等谈话，首先“博采众议”（这个“众”是“大众”），肯定了讨论中好的意见，然后“力排众议”（这个“众”是“小众”），反驳一些人的观点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2］（p.298）

1981年4月，按照陈云建议修改的第七稿送党内几十位老同志审阅，大家普遍肯定了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认为比较恰当。但是仍有个别同志上书，坚持自己在四千人讨论时提的不正确意见。邓小平听了汇报后不为所动，他说：有的同志不高兴，想不通，对这样一些意见我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坚定不移地按原来的设想改好决议。邓小平的决心使《历史决议》的起草最后圆满地解决了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关键问题，从面貌一新的第七稿开始，进入具体修改的最后阶段。

四千人民主大讨论，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高度民主的作风，说明了党所具有的强大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研究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功用，大讨论实际上就是一个思想教育的过程，通过讨论、集中、再讨论、再集中，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真正做到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种既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的方法值得以后修史时借鉴。

［参引文献］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299页。

［3］〔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86页。

［6］《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