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研究者从宏观上对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和思想进行了全面论述。例如，李永铭、毛磊、陈宗海在《台湾问题与统一之路》一书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80年对台工作发展的历程，认为80年对台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1-1945年，中共为收回台湾主权而奋斗；第二阶段1946-1978年中共为解放台湾而奋斗；第三阶段为1979至现在中共为和平统一祖国而奋斗。[⑩]沈骏在《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与祖国和平统一》一书中对中共三代领导集体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进行了总结，该书特点一是时空跨度大、内容丰富，在遵义会议至1948年以前中共中央对台方针政策及活动进行了论述，弥补以往学术研究中的不足；二是史料翔实，论从史出；三是针对性强，在阐述与论证时有的放矢。[11]娄杰在《海峡两岸统一之路》一书中也对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对台政策与实践进行了论述。[12]《台湾问题读本：试用本》一书内容时限截止在2000年底，增加了1998年至2000年两岸关系和台湾局势发展的新情况；包括对2000年3月以来台湾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基本分析。[13]《台湾问题ABC》一书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中国政府有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及原则立场，对台湾问题做出了全面系统、通俗易懂的介绍。[14]潘叔明的《“一国两制”与台湾问题》一书包括了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继续解决台湾问题，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最终解决台湾的预期。[15]这些研究对于领会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及其发展，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有一定的作用。

　　在重视宏观研究的同时，学术界也注重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共对台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这在论文的研究方面反映得比较明显。例如，陈松友对中共在20世纪50年代对台政策的演变进行了论述，认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共的政策经历了从“武力解决”到“和平解放”的变化过程，“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是中共中央为适应五六十年代我国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对台战略，在打破美国的包围封锁、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也为后来“一国两制”政策的提出奠定了基础。[16]李合敏则对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毛泽东关于一个中国、和平统一、对台湾应采取特殊政策等重要思想，不仅表达了中共对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而且也为我党解决台湾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坚持原则，维护主权”、“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平统一，促进发展”等科学的思想理论原则。[17]张春英则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的一系列解决台湾的重大决策进行了评述，这些决策包括武力解决台湾的决策、和平解放台湾的决策、与美国开展大使级谈判的决策、中国与外国建交中处理台湾问题的决策、暂不收复金、马的决策等等，作者认为这些重大决策是中共和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进程中的重要步骤，为改革开放后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基础。[18]张丽、罗斌论述了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一国两制”、“两制并存”、“和平解决、高度自治”、“坚持和平解决、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的方式”等，是对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对促进和巩固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格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19]李松林[20]和杨立宪[21]则阐述了“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构想。

　　针对世纪之交台湾政局演变和“台独”言行，学术界进一步关注了中共对台政策和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研究。例如，史习培认为中共进一步明确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定位，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揭露台湾当局不断变化的形形色色的分裂和“台独”言行；丰富谈判主张内涵，明晰谈判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主张和平谈判，但不承诺放弃武力；扩大两岸交流交往，努力实现“三通”，在法律保障下为两岸提供更多的沟通机会和渠道；卓有成效地开展外交战线的积极斗争，以调整中美关系为突破口，排除外国势力插手台湾问题，为台湾问题的解决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22]张春英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共顺应历史潮流，不断调整对台具体政策，对台湾实施“一国两制”比港澳更宽松，表现在：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大陆不向台湾派驻军队；在政治、人事、经济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尊重台湾的现状。根据台湾政党更替的形势，中共对新形势下的两岸关系做出基本判断，努力打破政治僵局，积极推动协商、对话的实现，其中将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发展成为“新三句”[23]，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当家作主的愿望，有利于做好台湾同胞的工作；把民进党内顽固“台独”分子与广大民进党员区分开来；在海内外实施“反‘独’保统”战略。[24]欧晓明则论述了江泽民对“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的创新和发展，作者认为，在“一国两制”的实现形式上，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拓展了“一国两制”的实现空间；在“一国两制”的实现途径上，要依靠谈判和经济往来解决两岸之间的分歧，并提出一些具体的步骤；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的依靠力量，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共同的文化基础。[25]张植卿、张国铁对以胡锦涛为领导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新一代领导集体针对“台独”分裂活动日益猖獗的新形势，提出了要坚持“四个决不”[26]的意见；针对台湾岛内的政治对比发生了不利于遏制“台独”的新变化，发生“台独”事变的可能性严重存在的严峻形势，进一步强调和阐述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思想；针对台湾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民族复兴大业的心腹之患，提倡大力开展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及两岸的对话和谈判，团结两岸同胞共同推进民族复兴大业；针对外国反华势力乘机插手台湾，使台湾局势更加复杂严峻的新情况，在坚持“文攻武备”总方略的前提下，提出一系列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思想。[27]陈江玲也论述了新一代党中央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维与新思路：始终坚持解决台湾问题寄希望于台湾同胞的指导思想；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政策，实施两岸对话、接触和谈判；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开拓两岸政党互动的新格局。[28]蒋孝山[29]、刘小云[30]、砺剑[31]等人也对历届中共领导集体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进行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