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对港币的货币战，是全国货币战的一个局部和典型。对比其他金融中心城市，广州对港币的货币战历时长、步子稳，甚至可以说进度过慢。通过与其他金融中心城市的比较研究，可见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并可以拓展和深化对全国货币战的认识。

（一）广州对港币货币战的简要经过

为把港币逐出市场，确立人民币的本位币地位，华南地区在解放后开展了对港币的长期斗争。就广州而言，可以1950年2月市军管会“金字第二号”布告发布为界分两个阶段。

1．以排挤为主阶段（广州解放至1950年1月底）

这阶段主要是造成人民币占领货币市场的有利条件，并准备对港币发起攻击，方法是以排挤为主，压低牌价迫使港币回流。其中1949年12月5日对地下钱庄和“剃刀门楣”（从事外汇黑市兑换的摊档，购进卖出都要赚一笔，市民光顾这些摊档就像被剃头一样，出入都要剃一下，故习称为“剃刀门楣”——笔者注）的扫荡，为该阶段最重大事件。

广州解放后，新政权迅速接管了国民党的各金融机构。1949年10月23日，广州警备司令部规定每1银元比值人民币2000元，每1港元比值人民币500元（本文所称人民币，系1955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币值，即旧币1万元等于新币1元——笔者注）。11月2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成立时曾宣布：“公用事业机关一律收人民币”。但直到11月中旬，“港币在广东已不仅是合法，而且是唯一的通货”。11月18日，市军管会宣告“禁止使用银元券，一律以人民币为本位币”。但“对于港币，因其流通普遍，兑换尚需时日，暂允许其按牌价使用”。由于新旧解放区的币值不平衡，导致大量人民币南流，而政府能控制的物资有限。于是，金融投机商通过地下钱庄，在买进时压低人民币，然后以高价卖出，造成港币黑市价格暴涨。11月24日，港币每元兑换人民币的黑市价格涨至1470元，到12月4日涨至3333元。这使得广州市民的生活和工商业蒙受严重威胁。11月27日，广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代表们提出了取缔地下钱庄和“剃刀门楣”的强烈要求。

在此情况下，广州市委决定给金融投机者以坚决打击。事前，市政府组织力量对地下钱庄的名称、位置、主管人员及其活动进行了调查，并确定了搜捕对象。1949年12月4日，华南分局向中央和中南局提交了《对投机商采取办法请示》。12月5日中午2时，市政府组织的解放军、公安部队以及广州工人纠察队、青年学生共约2000多人，在市公安局长陈泊等率领和指挥下，同步搜捕非法金融摊点。到下午6时，共查获地下钱庄170家，“剃刀门楣”498处，抓获买卖手、司库等1016人。6日，市政府组织力量对被捕人员进行审讯。7日，审讯工作正式开始。经过30多天的侦查、审讯和说服教育工作，在押人犯805人在不同程度上作了坦白。市公安局根据所掌握的情况，搜获地下钱庄用以进行金融投机活动的秘密电台26座，与秘密电台联络的电话62个。这样，不但进一步证实了地下钱庄疯狂进行金融投机的罪行，还掌握了他们大量走私黄金、白银、美钞的罪证。1950年1月10日，广州市人民法院组成临时法庭，开庭公开审理。最后，法庭作出判决，把地下钱庄从业者分为三个等级分别给予处罚后释放。“剃刀门楣”老板和店员，重者没收其投机资本，轻者则交保释放。这样，不仅处罚了金融投机分子，也紧缩了市面游资。

这次行动铲除了港币黑市的据点——地下钱庄和“剃刀门楣”，并将港币从市面打入黑市，它与人民币的黑市比价由12月4日的1:3333元压低到12月10日的1:1540元，与牌价(1500元)接近。此后，广州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斗争成果。(1)推广支前借款，以紧缩市面游资。市政府召集商人代表1000余人开会，分配150亿元的借款任务，各行业平均借款比例为10%。其原则是：只向商人借，工业户不借；赢利多者多借，投机性商业多借。(2)开展群众性的“拥币”宣传运动。仅12月6日，就组织了工人学生2万人上街宣传，揭露地下钱庄的罪恶，宣传政府的政策，揭批港币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性质，并组织抽检商人账目，督促以人民币为本位计算账目，从而确定人民币的唯一合法货币地位。

2．以存兑为主阶段（1950年2月到次年初）

1950年2月3日，广州市军管会发布“金字第二号”布告，宣布禁用港币并大力组织收兑；同时提高外汇牌价，加强市场管理。对港币斗争进入了以存兑为主的第二阶段。

扫荡行动后，地下钱庄及“剃刀门楣”被打下去了，但因交通未完全恢复，物资供应跟不上，加上特务造谣破坏，12月13日港币黑市又涨至2000元，到1950年2月2日竞涨至3400元。华南分局认为禁止港币流通的条件已经成熟，相关计划获中央批准。中财委还提出注意事项：一是必须源源不断准备物资，以支持本币；二是建议同时提高牌价，以免禁用后被迫猛提；三是全国各大城市配合，以免投机者以可乘之机；四是“不必提到是否禁止持有，并不必限定期限”。2月3日，广州市军管会发出“金字第二号”布告，明确宣布：“自即日起，禁止港币及一切外币在辖区内市场流通使用及私相买卖，但为照顾人民利益，准予向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行兑换人民币使用，至2月10日后仍有使用或私相买卖外币者，一律以破坏金融论处。”同时，银行也将港币牌价从2月2日的1港币兑人民币2000元，调整为3700元，港汇从3415元调整为3750元。华南分局也指示各地分别执行禁用港币政策。其中，毗连广州的珠江、中区、西区“应配合首先坚持以大力从城市做起”，牌价可略低于广州，但自10日起与广州一致，收兑港币可临时送穗换回人民币；潮汕、兴梅、东江、北江应加强贯彻检查，并注意调整牌价；南路可暂缓执行，但要注意调整牌价。

为执行“金字第二号”布告，2月10、11、12日三天，广州市动员工人、学生5000多人分区进行禁用港币大宣传，挨户解释政府禁用港币政策，并要求各商店盖章贴上“本店拒用港币，只用人民币”的小标语。同时，广州市政府召开各行业座谈会，解释政府禁用港币政策；银行则派出兑换车10辆，巡回收兑港币。为使对港币斗争取得良好效果，华南分局财委规定了处理金银外汇的原则及手续，并确定了公安、贸易、银行、海关等部门的分工。为鼓励港币存兑，中国银行修正了《外币存款暂行章程附则》，准许外币存款户，保持有将外币存款移作自备外汇，或按侨汇优待牌价支取人民币的权利，从而打开了收兑港币的道路。与此同时，广东各地区开始禁止港币流通使用。经过全面出击，建立了人民币阵地。但由于物价与币值不安定，在农村市镇，港币与银元仍占据市场，人民币不能顺利下乡。

1950年3月，中央大力推行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政策，物价逐渐趋于稳定。广州对港币斗争也越来越顺利。在4、5、6三个月中，人民银行在各市镇增设兑换处320处，港币收兑量激增。广州市3月中旬后每日收兑港币金额，比3月中旬以前的每日最高量增加了100倍。到6月底，除少数交易秘密用港币计价外，市场买卖都用人民币，人民币在广州市大体上占领市场。到9月底止，仍停留在华南的港币不到1/5。而且由于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提高，外汇牌价也逐步挂低，改变了以前牌价跟黑市跑的恶性循环，迫使黑市跟牌价逐步下降，且长期低于外汇牌价。1950年“全年平均，穗港币黑市价高于牌价2.65%，而沪美钞黑市价高于牌价4.24%”。1950年12月，华南分局宣布自1951年1月起禁止港币持有，“限港币持有人在1月1日至1月31日一个月间向银行兑换，过期不兑者依法处理”，并向车站、码头、火车、轮船派出兑换人员。至此，广州对港币的斗争结束。

（二）广州对港币货币战的特殊政策

如上所述，广州对港币货币战进度相当慢，以长期排挤为主的斗争策略也是其他金融中心城市较少采用的。例如，天津1949年1月15日解放，次日宣布禁绝金银外币流通，并规定：“伪金圆券统限于2月4日停止行使”，外币“限于1月31日前持向本市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实际上，金圆券兑换工作提前完成；1月底2月初，银元退出市场，3月底金价与物价脱离。北平1月31日解放，于2月2日宣告人民币为本位币，“伪金圆券暂准继续流通20天”；2月28日，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买卖或计价；3月9日，规定禁绝银元买卖流通的检查及处理办法。上海5月27日解放，于次日即宣布“金圆券”为非法货币并组织收兑。6月9日查封金银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全面搜捕银元贩子；6月11日开始收兑银元，数日之内取得“银元之战”的胜利。武汉5月17日解放后，即开始收兑银元，25日宣告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6月16日发出宣布禁止银元流通令，并发动“银元之战”。到8月份，武汉三镇银元黑市被遏制，人民币基本上占领了货币市场。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个“首都”重庆，在1949年11月30日解放后，市军管会于12月10日发出布告，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禁止银元券和黄金、外币计价行使。如下表所示，其他大城市宣告以人民币为唯一法定货币的时间，也多在解放后的数日之内。例外的是昆明、兰州、南昌和银川等市，均各有特殊情况。但正所谓“欲速则不达”，不少城市在宣告人民币占领市场后，又因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人民币本位币的地位一再动摇，并导致社会恐慌。而广州虽然步子较慢但过渡相对平稳，也有其可取的一面。

分析广州对港币货币战与其他金融中心城市货币战的差异，必须从中央的相关政策谈起。先看面向全国的一般规定。194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一份报告说：“澄清金融市场，树立人民券为单一的本位币，是我们进入新解放城市后的紧急任务”。“肃清敌币的时间不应超过十天，限期中人民有拒用与议定比价的自由，过期则停止流通”。“根据平津经验，货币工作最好能在进城后掌握时间，主动地及早进行，时间逾晚逾难收拾。”不过，针对华南的港币则有特殊政策。中财委明确指出：对于在国内流通的外币，我们的办法是严禁行使流通，人民必须向国家银行兑换人民币或换取外币存单。但对港币的处理，“则稍不同”。理由是：华南区解放较迟，和内地的物资交流尚未畅通，同时港币在华南的流通量很大（约5亿元），流通面也很广，为了照顾这一特殊情况，我们暂时允许港币流通，唯人民可以自由拒用。等条件成熟，我们仍将坚决禁止港币流通。中财委还专门制定了肃清港币的方针，拟订具体措施：甲、进入两广后即须展开宣传，作组织群众性拒用港币运动之准备；乙、进城后即宣布禁止港币计价流通，不必限期存兑，暂默认其持有；丙、组织推出港币换回物资，吸收港币存款并适当收兑；丁、组织内地物资支持；戊、加强市场管理和出人口管理。而对于华南的美钞则无特殊政策，照例存兑。

追流溯源，中央关于对港币斗争的特殊政策显然源于对华南分局意见的采纳。因为就在1949年6月，中财委还没有区分广州与上海、武汉、长沙货币市场结构之异，认为“沪汉两地银元占领着市场，人民币不易挤进去。估计将来解放长沙、广州等城市时，亦会有相同情况”。而前述中财委肃清港币方针制定前，华南分局恰有关于华南港币处理意见的报告到中央。要点为：(1)关于港币在华南的地位与分布情况，港币的性质与前途。(2)对港币的斗争是货币阵地争夺战，是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建议“坚决肃清”，方法是排挤为主，存兑为辅。(3)步骤与方法，与中财委所定措施相同，但更翔实。文末提到“应与华东的福建地区取得联系”，中央改为“华东华南新区肃清港币的方针”。由此可见中央与地方的良性互动。在实践中，广州对港币货币战的每一次行动，事前均经中央批准。

对港币货币战采取稳妥政策和较慢时间表，是符合广州特殊情况的。因为港币在华南根深蒂固，广东是华侨之乡，对港币斗争稍有不慎，可能影响劳动人民和侨眷生活。而且，在物资供应上也有困难。华南分局认为：“广东的煤粮问题其严重性超于上海。”因为上海交通便利，又接近粮区；而广东向为缺粮省份，战前都赖洋米及邻省救济，战后洋米来源中断，国民党以美援米为主，并“以粤盐易湘米”一部来解决。至于煤，广东产量最少，消费额的80%以上依赖台湾及海外供给。事实上，在华南分局11月中旬的会议上，有些同志认为应立即禁止港币流通；“有些同志却认为禁止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我们无足够的人民币可供兑换，又无足够的物资以支持我们投出的人民币。现在这些条件尚未成熟，港币应暂时准许流通，俟准备成熟时再行禁绝”。会议讨论的结论是：“暂准流通”。这项决策获中央认可。显然，广州的地情特点和困难，得到了中央和华南分局的重视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