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剧变时期。值此新旧交融之际，能否整合好劳资关系，则为中国共产党重构城市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那么，这一时期劳资关系变动的实态如何?其动因是什么?劳资政策收效究竟怎样?目前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尤显不足。本文拟以1949年至l953年的上海为例，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来审视此社会背景下劳资双方与中共政权微妙而复杂的互动关联，以丰富我们对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认知和评析，进而透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某些重要面相。

　　一、由紊乱至正轨：解放初期劳资关系的失衡及调整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劳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私营企业工人尽管经济上受剥削，但在政治上却居领导地位。而资本家则是被改造与消灭的对象，不过，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又规定了它“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上海解放初期复杂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便是此诠释的真实写照。据当时对87个主要行业的调查，在13647家私营工厂中，开工的仅1/4左右。因而，如何动员工人团结资本家恢复生产，正确执行“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劳资政策，这对首次主政上海的共产党而言，无疑是当务之急。

　　上海解放伊始，为消弭资本家对新政权的惶恐而安心生产，中共就颁布了工商业照常复工复业法令，实行收购、贷款、供给燃料等措施，鼓励私营企业复工生产，但资本家并未积极响应。出于阶级利益与前途的考量，此时大多数资本家对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将信将疑，唯恐实行“共产”，怕工人起来报复和清算。尤其6月24日国民党武力封锁港口后，市场与原料来源受阻，资本家更表现出“政治上的动摇”，其经营生产的信心自然降至冰点，停工关厂解雇的浪潮遂纷至沓来。资本家的消极经营，不但阻碍了上海经济的恢复，而且直接影响着工人的生计，使劳资关系愈趋紧张。由于解放不久，对中共“劳资两利”政策缺乏了解，以及劳资双方长期形成的阶级恶感，工人中曾普遍存有单纯的经济主义翻身观念与报复情绪。在此情势下，资方的拖延复工、关厂解雇及减薪欠资，就更易激起工人的不满。为了保障劳动权和生活来源，劳方“不免有些过火行动”，仍沿袭解放前的罢工、包围、疲劳谈判等办法逼使资本家就范。

　　解放初期上海劳资间的混乱紧张态势亦可从争议的频发及调处中得以印证。据l949年8月市军管会工商处报告，上海6月份劳资争议为971件，7月份则增至1230件，劳资争议的迭起，使资本家“常常感到自己的精神与地位受威胁”。而这些争议的调处并无统一专管机构，往往政出多门，不仅军管会、市政府皆设有劳工处、工商处来负责，总工会也“居于排难解纷的地位”。综观这些机构的调处政策亦多向劳方倾斜，“在劳资纠纷方面工人可得到总工会劳工处帮助，资方到工商处只得到诉苦的机会，工商处也是同情工人的”。际此境遇，资本家只得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来敷衍工人，“只要政府和总工会一句话，我们便照办”，试图将责任推给政府与工会。不难发现，“这种处理劳资纠纷中的无政府状态，是造成解决这个在目前具有头等政治意义的重大问题中发生各种偏向，特别是左倾主义偏向的主要原因之一。结果，不仅使资本家害怕、消极，而且在工人群众中也发生不满，形成目前恢复发展生产中的重大障碍。”

　　针对劳资问题的上述现状，上海市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整合劳资关系的举措：

　　其一，注重贯彻“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教育。这主要通过开设工人学校和报纸读者答问栏等渠道，公开劳资双方所提问题解答，或个别复函指导，使工人理解“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克服漠视资方困难的经济主义偏向。经说服教育和普遍政治学习，多数工人都能以实际行动帮助资本家共渡难关。如永安、新新、大新、先施等六大百货公司就是在店员的协助下改变经营方针，将专销高档商品改为大众所需的日用品，各公司的业务因而逐步好转。再如年终奖的处理，劳方也具体照顾了资方的困难，当时上海一般私营企业职工1949年所得年终奖要比l948年少30％至50％，且大都分三至四期发放。所有这些，“使当时紧张复杂的劳资关系有了稳定，私营工商业一时盛行的倒闭浪潮得以制止”。

　　其二，统一规范劳资争议的调处程序。8月19日，上海市军管会颁布《关于私营企业劳资争议调处程序暂行办法》和《关于复业复工纠纷处理暂行办法》，这就使劳资争议的调处有了统一标准。如明确市劳动局为调解与仲裁劳资争议的机关，规定发生争议先由劳资双方直接协商解决。协商无效，任何一方得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则依法仲裁。同时强调“在协商、调解、仲裁未成立前，双方均应维持生产原状”，另外，“资方为了生产或工作的需要有雇用与解雇职工之权利”。这些规定体现了中共“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基本理念，有利于劳资双方贯彻民主精神平等协商，确保争议得到公平合理解决，杜绝了以往调处的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自这两项文件以后，上海一般的劳资关系，基本上即逐渐由初期的过渡状态人于正常”。

　　其三，广泛开展劳资集体合同签订工作。劳资集体合同是各业劳资团体组织按照平等自愿协商原则签订的有关双方权利义务的劳动契约，它是“实行劳资两利的中心环节”。为此，上海市当局积极着手劳资集体合同的试点工作。9月8日，劳资集体合同率先在照相业签订成功。随后针织、造纸、酒酱、毛纺等十几行业也相继效仿。至l2月底，全市共有29个行业订立集体合同。通过这些集体契约的酝酿、讨论与签订，增强了劳资双方的政治认同与组织领导，初步解决了部分劳资纠纷，劳资关系亦随之趋向缓和。

　　以上措施的推行，为新型劳资关系的建立铺设了道路。当然，其之所以能取得明显的实效，是与此时上海经济形势的好转分不开的。由于东北、华北老解放区的大力援助，及解放区经济建设的积极进行，刺激了上海的工业生产。而长沙、福州、广州的相继解放，也拓展了上海工业品的销路。基此原因，上海私营工商业在1949年lo月份已大部恢复生产，其劳资关系亦有“显著的进步”。也正是以上诸因素的合力作用，至l950年初，“上海的劳资关系已逐渐的走上正轨”，“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此时已在上海私营企业中初现端倪。

　　二、再度紧张复趋常态：调整工商业前后劳资关系的新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