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迪化的财政经济状况

　　涂治到伊宁后，我让他写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关于迪化政治动向的材料，于9月5日报给中央，另一份是关于迪化财政经济方面的材料，于9月7日报给中央。

　　在关于迪化财政经济的材料中，涂治首先介绍说，1942年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后，新疆币和国民党的法币联系起来。由于法币特别是金圆券疯狂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硬是拖垮了新疆币。新疆省政府不得已在1949年5月发行银圆券，同时铸造银元，收回原来发行的新疆币，并且和金圆券脱离关系，拒绝其入境。此举虽然在短期内收到了平抑物价的效果，终因生产停滞、对苏贸易未能恢复，国民党中央的经费来源断绝，银圆券已经贬值200%。最近，新疆省政府决定铸造金圆，但只有黄金9000多两，短期内就会耗尽。

　　涂治介绍说，新疆的税收已经养不活税收人员（仅够30%），因此不仅对新疆省库无补，反而加重负担。最近新疆省政府已经裁撤了税收机关，其职责由县政府兼办。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农民银行在迪化的分行现在只剩下了两个空架子。

　　涂治还介绍说，国民党驻新疆军政机关以及军队的开支，估计每月需要银元券80万元，约等于新疆全省10个月的开支。南京解放后，他们的经费来源断绝，军方只得强迫新疆省政府借支（长官、职员每月借支5元，士兵每月借支1元），五六月已经照借，7月起已经无力供给了。由于军费无着落，马呈祥从青海运来大批烟土发给官兵当军饷，结果迪化市烟土泛滥，价格从一两黄金买一两烟土跌到一两黄金可以买五两烟土。

　　由于新疆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张治中企图恢复对苏贸易和经济合作。1949年春天，新疆当局开始同苏联谈判。对于新疆与苏联的贸易协定和经济合作协定，美国政府极力反对，国民党政府因此不敢批准，新疆的财政经济困难也就没有办法解决。

　　（四）向中央报告的其他情况

　　为了让党中央和毛主席系统、及时地了解和掌握新疆三区各方面的情况，我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的其他情况，如新疆三区的历史及近期状况，他们出版、发行的报刊，我从报刊上看到的新疆三区关于民族政策的意见等情况报告给党中央。

　　这里要强调一下新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我同阿合买提江的最初会谈中，他提出了新疆的这两个基本特点和问题，在8月21日的电报中，我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关于民族问题，阿合买提江介绍说，由于历史上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多次互相屠杀，导致各民族之间产生严重的摩擦和仇恨。在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这种摩擦和仇恨更加严重和复杂。半个世纪以来，这里的民族运动都是在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目的是把所有的突厥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因此，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中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很深。
　  关于宗教问题，阿合买提江介绍说，此地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因此教士的势力非常大。伊斯兰教的信徒有把天下伊斯兰教人组成一个国家的意愿，容易把非伊斯兰教的人看成敌人，对于压迫民族则更容易产生仇恨，而英美帝国主义则利用这点来策动挑拨离间的阴谋。

　　阿合买提江认为，新疆产生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基础是没有工业，而是落后的封建的农业经济。社会中统治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父子之间是从属关系，因此家族观念深，地方观念深，封建势力的统治特别牢固。

　　为了能使党中央全面了解情况，我在很多电报中都是向党中央原原本本地报告谈话内容，包括基本观点和意见等等，对他们讲的东西不加任何修正和删节，只是对文字作了一些整理工作。

　　五、携带电台秘密进驻迪化

　　1949年9月初，新疆和平起义的形势逐渐成熟。随着新疆军事、政治形势的迅速发展，我到迪化对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开展团结争取工作的各方面条件具备了。

　　9月2日晚，我见到了苏联驻伊宁领事馆负责人和刚刚到伊宁的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向我说明迪化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内部主战和主和的争论情况后，还讲了陶峙岳、刘孟纯、刘泽荣、屈武等人曾分别找到他，要他向我转告他们希望和平起义的愿望，并要求通过他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开始具体谈判。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中，当时担任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的刘孟纯最积极，已经做了不少有利于和平起义的工作。9月2日，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的飞机起飞前，刘孟纯去访问并正式要求把他带到伊犁来，以便与我取得联系。根据这些情况，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建议我到迪化去，做争取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和平起义的工作。当晚，我就把谈话情况电报党中央，并希望迅速给我指示。党中央很快复电：“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2］（p6）

　　9月11日下午，我与新疆三区负责人商量去迪化问题时，他们有些担心。因为阿合买提江等人牺牲后，赛福鼎又去了北平，留下的负责人担心自己经验不足，工作上需要得到党中央的指示才能顺利进行。如果我从此移驻迪化，新疆三区方面和中央的联络将要中断或很困难，但是为了尽快与迪化当局接上头，新疆三区负责人同意我快去快回，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往返于迪化、伊犁之间。当天晚上12时，我把他们的意见报告给党中央。

　　9月13日，我收到党中央回电，同意我去迪化一个星期，尔后视情况往来于迪化、伊宁之间。中央回电的第二个内容我将在下面谈张治中问题时讲到。党中央还指示，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区各县驻防，不要集中调动，待人民解放军入疆分别接防时再行调动集中整编，以免秩序混乱。

　　9月15日中午，我带着张治中致陶峙岳和鲍尔汉的电报，同一个译电员乘飞机从伊宁秘密抵达迪化。从飞机下来后，鲍尔汉第一个上来和我紧紧握手、热烈拥抱，到机场迎接我的还有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迪化市市长屈武、外交特派员刘泽荣。他们表现得也非常热情。鲍尔汉兴奋地拉着我上了他的汽车，和他并排坐在一起。汽车启动后，鲍尔汉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邓力群同志，考虑到你来迪化后的安全问题，请你就住到我的家里。汽车径直开到鲍尔汉家时，看得出来，他家周围和院子里都明显加强了戒备。鲍尔汉安排我与他住在同一套房子里，他住在东边，我住在西边。

　　从我9月15日中午秘密抵达迪化开始，到陶峙岳9月25日率国民党驻新疆部队通电起义，是异常紧张繁忙的10天。10天中，由我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转的电报有15份，很多是和各方面的人谈话后的记录，经过整理再发给中央。每天到我住所的客人络绎不绝，他们当中有国民党新疆军政高层人士，也有在新疆受我党影响的青年，还有迪化三个地下组织的领导人。

　　通过一系列周密的工作，陶峙岳、鲍尔汉接受了我党的和谈条件，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和省政府分别于9月25日、26日通电和平起义。自此，占全国面积1/6的新疆未动一枪一炮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