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一直处于国外中国研究的领先水平。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呈现出了诸多新态势。把握其发展动向，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美国中国研究的认知，也有助于从中借鉴相关经验。
高校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源地，曾长期是中国研究的主阵地， 并发挥了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功能
（一）高校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源地，曾长期是中国研究的主阵地
自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开始，美国高校正式开展近现代中国的教学和研究。从1939年起，费正清与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出任主任。费正清既推动了美国中国研究由传统汉学向当代中国研究的转变，也奠定了哈佛大学在美国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长期领先的地位。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高校是近现代中国研究的主阵地。这主要体现在高校对于中国研究的资金投入、机构创立、人才培养以及研究成果的涌现等方面。据黄宗智所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发展，美国政府、各大基金会大量投资于中国研究和培养研究人才。到1970年，政府和基金会对这方面的投资约4000万美元，高校也投入了2000万美元。这一时期，一些主要大学都建立了跨系的研究中心。［1］1949年，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东亚研究所；195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建立；1961年，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建立。50年代时，美国高校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员寥寥无几，到70年代末已达千人以上。“二战”后，高校出版了大批近现代中国研究的成果。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于1948年出版。1951~1979年，这本书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重印了6次，出了4个修订版，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关于近现代中国的著作。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于六七十年代编辑出版了多套以中国内容为主的丛书。“哈佛东亚丛书”（Harvard East Asia series）于1958年开始出版，至1978年该丛书出版了90余本。“哈佛东亚专著丛书”（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series）于1956年开始出版，至1976年出版了70余本。这些论著大多都是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1968年，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设立了“密歇根中国研究专著”出版项目。截至1988年，该丛书出版了60余部。《中国季刊》于1960 ~ 1969年间刊发了357位作者的文章，有205位作者来自美国，其中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等高校的作者达81人。［2］
与高校相比，21世纪之前，智库的中国研究在数量、规模等方面都是落后的。据笔者统计，对外关系委员会在1951 ~ 1999年仅有25个中国研究成果（根据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数据统计得出，http://www.cfr.org/region/china/ri225，2015年11月8日。）；兰德公司在1956 ~ 1999年间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有77个（根据兰德公司网站数据统计得出，http://www.rand.org/topics/china.html，2015年11月8日。）；布鲁金斯学会在1980 ~ 1999年间的中国研究成果为22个（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数据统计得出，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topics/china，2015年11月8日。）。1960 ~ 1969年间，仅有39位来自美国智库的研究人员在《中国季刊》发表过研究成果，作者数不到高校的一半。［2］
（二）高校的当代中国研究在“二战”后的很长时期内发挥着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功能
高校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为政府服务实际上始于“二战”期间。费正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高校的中国研究人员被征召直接为政府服务。“二战”后，高校的中国研究更发挥了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作用。1950年12月20日，美国国务院中国部负责人切斯（A.S.Chase）在给费正清的信中写道：“过去，你们曾经提供给我们很有用的材料，国务院中国部的同事们告诉我，你们编写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代表着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新的贡献”，而且“选编、解读中共路线有关文件时，你和史华慈、布兰特为把握中共意识形态的核心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3］。这就说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高校当代中国研究对于美国政府认识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高校的中国研究在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高校中国研究人员一般以两种方式为政府服务：一种是进入政府，由教研人员转变为政府官员；另一种则是继续以高校教研人员身份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第一种方式以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为代表。布热津斯基在1961年任肯尼迪外交政策顾问前，曾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苏联问题和中国问题研究。在转入政府后，布热津斯基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高校的中国研究人员大都是通过第二种方式为政府服务的。1966年3月，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的有14位中国和国际问题专家。其中来自高校的中国研究专家有：哥伦比亚大学的鲍大可（A. Doak Barnett）、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施乐伯（Robert A. Scalapino）、华盛顿大学的戴德华（George E. Taylor）。在发言中，鲍大可阐述了对华“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观点。随后，副总统汉弗莱（Hubert Horatio Humphrey， Jr.）、国务卿腊斯克（Rusk. Dean）、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总统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等先后对鲍大可的观点给予了正面回应。1966年年底，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主要由鲍大可、费正清、施乐伯、戴德华、亚历山大·埃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密歇根大学）、白鲁恂（Lucian Pye，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研究人员组成的中国顾问小组，就调整对华政策进行讨论。1968年2月2日，约翰逊总统就对华政策问题邀请了8位中国问题专家。其中赖肖尔、施乐伯、埃克斯坦、白鲁恂、鲍大可、戴德华6位来自高校，仅有卡尔·斯托弗（Carl F. Stover，公共事务研究所）和赛西尔·托马斯（Cecil Thoma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不是高校科研人员。可见，21世纪之前，美国高校的当代中国研究发挥了政府决策咨询的主体功能。
这一时期，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是有限的。20世纪60年代，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设立的“中国研究项目”是20世纪美国智库当代中国研究较有代表性的项目。该项目的主要课题负责人为：亚伯拉罕·哈尔平（Abraham M. Halpern）、阿奇鲍尔德·斯蒂尔（Archbald T. Steele）、埃克斯坦、里亚·威廉姆斯（Lea E. Williams）、罗伯特·布卢姆（Robert Blum）、塞缪尔·格里菲斯（Samuel Griffith）、肯尼斯·扬（Kenneth Young）、弗里德·格林（Flade Green）等。该研究阵容中除了个别学者具有一定影响力外，其他人员很难说得上是中国问题的知名专家。其研究成果在1965~1968年间陆续以专著的形式出版。系列著作出版后，虽然得到前国务院官员和后来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等人的肯定，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其对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产生了影响。
综上，21世纪之前，美国智库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无论在研究成果数量还是影响力等方面，与高校相比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
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研究主阵地由高校向智库转移，高校与智库的当代中国研究向深度关联发展
（一）近年来，智库当代中国研究迅速发展，高校则呈现出相对萎缩的态势，智库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主阵地
21世纪以来，智库的中国研究在数量、规模等方面迅速发展起来。据笔者统计，2000 ~ 2014年，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智库关于中国研究成果的数量分别为：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分别根据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智库网站统计得出。
从上述数据可见，美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开始迅速增长。相对于高校而言，智库的快速发展还体现在：第一，智库采取更多的形式展现其研究成果和观点。如向相关部门提供证词和研究报告，举办研讨会，发表专题论文、评论，通过网络发布活动视频、开设博客，出版专著，在报纸上发表观点等。第二，各主要智库大都设立了中国研究机构或中国研究项目，至少是设立了中国研究专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项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兰德公司设立的亚太政策中心等。第三，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如布鲁金斯学会拥有卜睿哲（Richard C.Bush Ⅲ）、李成、李侃如（Ken Lieberthal）、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十多位专兼职中国研究人员；对外关系委员会拥有史国力（Adam Segal）、易明（Elizabeth Economy）等近十位中国研究人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拥有包道格（Douglas Paal）、史文（Michael Swaine）、钱德瑞（William Chandler）等十多位中国研究人员。
智库对政府相关政策、决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首先，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政府主要依赖高校处理涉华问题不同，近年来，智库人员保持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成为政府智囊，并大量出任政府官员，从而直接影响政府决策。布鲁金斯学会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于1997 ~ 1999年在克林顿政府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后任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亚洲部主任。在2009 ~ 2011年间，他又担任了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并成为奥巴马总统在亚洲事务方面的高级顾问。来自兰德公司的麦艾文（Evans S. Medeiros）于2009年进入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和蒙古国事务主任，2013年升至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其次，智库的研究成果日益对政府决策产生直接影响。据李成介绍：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大卫·桑德罗（David Sandalow）合写的一份关于美中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问题的研究报告，不仅对奥巴马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影响，桑德罗还因此被任命为能源部助理部长。2013年6月，奥巴马与习近平进行的安纳伯格庄园会谈，则是源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的建议。此外，相较于高校，智库更注重利用各种媒体增强其对于美国及中国的影响。智库都开办了自己的网站，并在其网站上发表各种中国研究成果，包括研讨会材料和视频、录音，研究报告、论文和评论，等等。不少网站还专门开辟了与网友对话交流的平台，直接与网友进行有关中国问题的探讨。
新世纪以来，美国高校的当代中国研究呈现出了相对萎缩的态势。这种趋势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萌发，这首先表现在外部资金的投入方面。自1966年起，福特基金会把投资目标自国外区域研究转移到美国国内都市和少数民族问题上。他们认为国外区域研究已经成熟，在五六十年代的投资下，各大学纷纷设立了中国研究方面的固定职位。其次，到了80年代，高校的中国研究机构开始萎缩。由于外来投资的普遍收缩，诸如50年代华盛顿大学那样大规模的研究协作已经不复存在，庞大的研究中心从十几个收缩为寥寥几个，即使是维持下来的中心也没有了昔日的规模和声势。再次，中国研究人才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中国研究人才在50年代是供不应求的，比较优秀的研究人员一般都可以到科研条件比较理想的大学就职。到了70年代后期已变为供过于求的局面，70年代的优秀学者一般只能得到二三流大学的职位。而80年代即使最优秀的青年学者也很可能会失业。［1］最后，研究成果数量也在下降。“密歇根中国研究专著”出版项目在1989 ~ 2012年间仅出版了30余部论著，为该丛书前20年出版数量的一半。此外，新世纪以来，很少有出自于高校的教研人员进入政府部门。
总之，21世纪之前，中国研究并不是美国智库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在资金、人力等方面智库对中国研究投入的规模都是有限的，因而其成果和影响力也是有限的。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智库开始兴起中国研究的热潮，美国智库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主阵地。
（二）高校与智库的关联向深度发展
虽然高校的当代中国研究呈现出相对萎缩的态势。但是，高校与智库的中国研究已经开始进入了深度关联的阶段。
1.高校和智库在中国研究方面出现分化、互补的态势
第一，功能定位方面的分化、互补。高校中国研究机构的主要功能逐步转向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曾说明：高校中国研究的“服务对象往往不是政府，也不提供决策参考，它们更关注教学研究和对外交流”［4］。智库则集中针对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为政府部门等提供决策咨询报告。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甘（James G.Mcgann）认为：“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决策需求，如果智库的思想产品不能解决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不能为决策所用，就不是成功的”。［5］
第二，关注、研究重点方面的分化、互补。智库强调对现实问题进行前瞻性、对策性的研究，高校则更偏重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等方面进行基础性、学术性研究。李成在介绍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时说：“我们的研究着眼长远，比如刚才我提到的对于中国领导人、年轻人、中产阶层、医疗保险等问题的研究，我们始终带着谦卑的姿态来分析中国的快速发展，分析中国的未来走向”。［6］近年来，美国智库基本上没有开展中国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等进行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之中。这种趋势既是一种分化，更是一种深度分工、互补性研究，也为高校和智库各自发挥研究优势提供了可能。
第三，在组织运作方面的互补。高校的中国研究中心等机构多数都是虚体的，其研究人员大都隶属于各自所在院系；智库的中国研究机构主要以项目为依托开展研究活动，有着较为稳定的研究团队，大多数机构和项目是实体的。此外，智库的运作更类似于公司，人员是否被聘用完全取决于其研究成果的质量，虽收入相对较高，但存在被解聘的问题；高校的研究职位则相对比较稳定，研究人员除了进行研究之外，还从事教学工作，但收入相对于智库则较低。
2.高校为智库的中国研究提供基础性服务
第一，高校为智库的中国研究提供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支撑。由于知识传承和创新并不是智库本身的主要功能，因而在研究方法、学术理论方面智库需要高校给予支撑。目前活跃在智库中的中国研究学者基本上都是在高校中接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具有坚实的学术功底，从而为智库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基础。
第二，高校为智库开展研究提供人力资源，进行人才储备。一方面高校培养的大批中国研究方面的人才为智库开展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人才储备；另一方面，经过高校中国研究以及相关教学工作历练的人员，则为智库提供了直接的人力资源。纵观美国著名智库中的中国研究人员，极少是高校应届毕业生直接进入智库成长起来的，其研究人员一部分是具有丰富从政经历的退休官员，另一部分则是具有较为丰富的高校中国研究经验的研究人员。
第三，高校和智库研究人员流转频繁，高校成为智库人员流转的重要方向。智库的较高收入和进入政界的“旋转门”作用是其主要吸引力。而高校职位的相对稳定性和研究的学术性则是其优势。相对于学术性的中国研究，应用对策型研究在学术生命力方面是有局限的。研究者如果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就必然要深入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去进行。因此，费正清指出：“在讨论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前，（我们）必须先讨论儒家文明”。［7］在智库中，中国研究人员很难保持自己的学术生命力，高校则是实现其学术研究追求的理想场所。因此，美国高校的中国研究人员虽然纷纷转向智库从事兼职研究工作，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完全放弃高校职位，更有诸如裴敏欣这样从智库转向高校的研究者。
智库日益注重其当代中国研究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智库在不断提升其当代中国研究的规模、质量和影响的同时，也开始强化其研究对中国的影响。
（一）开办中文网站、发布中文研究成果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直接获取英文网站的信息，阅读以英文为载体的中国研究成果还存在一定困难。这就限制了美国智库在中国的影响力。有鉴于此，近年来，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美国知名智库开始建设中文网站，以中文形式发布研究成果，从而增强了其对华影响力。不仅如此，美国智库的中文研究成果发布数量也在不断上升。布鲁金斯学会2012年发布了33项中文研究成果，2013年发布了36项，2014年发布了66项，2015年发布了94项；（该数据是根据布鲁金斯学会中文网站数据统计得出，http://www.brookings.edu/zh-cn/browse，2016年1月1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2 ~ 2015年出版的中文中国研究成果均在85项以上。（该数据是根据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网站数据统计得出，http://carnegietsinghua.org/?lang=zh，2015年9月16日。）自2007年开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还编辑发行了《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并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订阅者免费发送。兰德公司于2012年在唐仲英基金会的资助下，也开办了中文网站，这也是兰德公司开办的第一个非英文网站。［8］
此外，美国智库还通过在中国出版、发表中文研究成果和观点，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
首先，积极推动研究成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2008年，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编著的《账簿中国：美国智库透视中国崛起》在中国翻译出版后，立即引起关注。2011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编写的《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后，中国有关网络媒体不仅对其进行报道、推荐，还组织学者对该书进行了讨论。［9］
其次，在中国发表研究成果和观点。2013年12月7日，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的“中国梦的世界对话”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梦和中国治理》的演讲，演讲全文被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财经网、今日中国网等网站转载和报道，在中国引起较大反响。此外，美国智库的专家学者还在中国发表中文论文。据笔者统计，2000年以来，李侃如在中国报刊上发表文章30篇，其文章被中文期刊引用了76次；沈大伟发表文章18篇，累计被引用了113次。署名布鲁金斯学会的文章有85篇，署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文章有30篇，署名兰德公司的文章有58篇。（以上数据由中国知网数据统计得出，http://www.cnki.net/，2015年9月16日。）
再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研究专家基本上都接受过中国媒体的采访。8月7日，杰弗里·贝德、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李侃如等就奥巴马亚洲之行后的重返亚太政策接受了采访。据不完全统计，2011 ~ 2015年，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接受中国方面的采访、访谈至少有15次；2010年以来沈大伟接受中国方面各类人员的访问、访谈至少有5次；李侃如则受访10多次。这些访谈大都引起了广泛关注。2015年6月21日，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就中美关系发展前景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访谈随后被人民网、国防部网站、新浪新闻网、搜狐新闻网、参考消息网、中国青年网、网易新闻、东方网、河北新闻网、中工网、台海网等中国多家网站转载。
（二）在华开办分支机构、举办研讨活动，大量吸收中国研究人员开展合作研究
首先，为了有效地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美国知名智库纷纷采取与中国有关机构合作的形式，在中国国内设立分支机构。布鲁金斯学会于2006年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了位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10］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韩磊（Paul Haenle）明确提出：“卡内基相信本地化战略是我们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2010年，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达成合作关系，共同建立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其使命是针对中国和国际社会当前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加强相互理解与合作，以满足当下社会的迫切需求。［11］强调对华影响力是美国智库在华设立分支机构的一个重要使命。
其次，在华分支机构积极开展研究活动。智库在华分支机构主要通过举办公开演讲、圆桌会议、小组讨论等形式开展活动。2015年，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幸福研究：多学科视角与国际经验”等14场研讨活动。（该数据是根据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网站数据统计得出，http://www.brookings.edu/zh-cn/about/centers/brookings-tsinghua/events，2016年1月6日。）2015年，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举办了“亚太地区海洋战略稳定性的维护与互信构建”等研讨活动20场。（该数据是根据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网站数据统计得出，http://carnegietsinghua.org/?lang=zh，2015年9月16日。）每次活动之前，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都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广泛邀请中国方面的有关人员参与。
再次，大量吸收中国研究人员开展合作研究。吸收中国学者参加研究工作已经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常见做法。特别是在智库的中国分支机构中，中国研究人员已经成为研究队伍的主体。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学术顾问委员会由6位成员构成，其中中国方面的人员为4位。该中心8位研究人员中有6位为中国方面人员。［12］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28位研究人员中有11位是中国方面人员［13］，该机构还发布了多部主要由中国研究人员完成的政策报告，如：《城市化模式与土地制度改革——典型事实、主要挑战与政策突破》（陶然著）；《老龄社会与养老金结构——中国养老金现状与展望》（杨燕绥、杨娟著）；《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外部环境研究》（俞乔、张书清著）；《国有垄断企业问题研究：文献回顾及政策建议》（余晖、周耀东著）；《中央政府大转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郑新业著）等。
（三）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国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服务
近年来，美国智库的中国研究展现出围绕中国自身热点问题展开研究的趋势。这些研究内容与美国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对中国却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研究内容既包括了与美国利益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也包括了与美国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中国内部问题。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提出，其工作的驱动力之一是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研究领域中不少都是中国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如：中国经济转型，主要包括中国的经济转型、公共财政、收入分配和不平等；中国社会保障，主要包括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养老金体系改革、社会治理；中国的城市化，主要包括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体系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带的形成与扩张、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公共政策及经验教训；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主要包括中美两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与部署方面的合作等。［10］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智库开始尝试为中国有关部门提供智力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兰德公司。2007年，兰德公司接受天津滨海新区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展开一系列前瞻性研究，帮助天津滨海新区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制定和实施一项战略性的远景规划。［14］2011年3月23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兰德公司签署协议，就知识城创建全球链接的区域创新体系开展课题研究。［15］
综上所述，虽然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起源于高校，高校也曾长期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主阵地，并发挥了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作用。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呈现出了新的态势。相对于智库当代中国研究的迅速发展，高校的研究相对萎缩，其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作用正在为智库所取代。与此同时，高校与智库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也进入了深度关联的阶段。这些新态势首先提示人们应关注高校与智库的关系。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由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步入热潮期。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也急需界定和处理好高校与智库的关系。美国智库重视和强化中国研究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中国的迅速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其研究的目的依然是从维护、扩大美国国家利益出发的。因此，中国方面强化对美国智库中国研究的介入和引导就十分必要。此外，借鉴美国智库不断强化其国际影响力的经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也应该有意识地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以提高中国智库的品质。
［ 参 引 文 献 ］
[1]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
[2]管永前：《文献计量学视角下的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以〈中国季刊〉（1960~1969）为个案》,《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3]A. S. Chase. Letter to Fairbank. HUGFP，12，15. Harvarfd University Archive.
[4]刘力源：《成功的智库尤其要重视有效的传播》，《文汇报》2014年6月3日。
[5]傅莹：《中国智库的时代责任》，《世界知识》2013年第16期。
[6]《全球顶尖智库如何研究中国》，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9614119.html，2015年11月8日。
[7]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1988, pp.60~61.
[8]2012 RAND Annual Report: Who Are You Listening To? p.36，http://www.rand.org/pubs/corporate_ pubs/CP1-2012.html，2015年9月16日。
[9]《〈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读书会》，搜狐网，http://book.sohu.com/20110601/n309028257.shtml，2015年9月16日。
[10]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网，http://www.brookings.edu/zh-cn/about/centers/brookings-tsinghua/about，2015年9月16日。
[11]韩磊：《清华—卡内基，为中国智库提供国际化参考》，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网，http://carnegietsinghua.org/publications/?fa=59037，2015年9月16日。
[12]《中心专家》，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网，http://www.brookings.edu/zh-cn/about/centers/brookings-tsinghua/experts，2015年9月16日。
[13]《关于清华—卡内基中心》，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网，http://carnegietsinghua.org/about/ ?lang=zh&mkt_tok=3RkMMJWWfF9wsRogvKTKZKXonjHpfsX66%2BktW6Wg38431UFwdcjKPmjr1YUFTcZ0aPyQAgobGp5I5FEIQ7XYTLB2t60MWA%3D%3D#，2015年9月16日。
[14]Richard Silberglitt, ect. The Global Technology Revolution China, In-Depth Analyses Emerging Technology Opportunities for the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and the Tianjin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http://www.rand.org/pubs/technical_reports/TR649z1.html， 2015年9月16日。
[15]《兰德公司帮助广州开发区知识城制定创新战略》，兰德公司网，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www/external/news/press/2011/03/23/guangzhou-development-district.pdf，2015年9月16日；Shanthi Nataraj,ect.《创建知识城的创新体系》，p.iii，兰德公司网，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technical_reports/2012/RAND_TR1293z1.pdf，2015年9月16日。
［作者简介］韦磊，法学博士，副教授，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10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