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西方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是以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特别是以中共十八大的分析为中心展开的，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治理模式的研究，对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研究等几个主要方面。

　　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

　　中共领导集体的历史发展以及围绕十八大的一系列进程是西方在2012年理论发展和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开展。

　　（一）在学术研究层面

　　在以大学学者为主的学术研究领域，有大量关于中国共产党现状和历史分析的论文和著作面世。除了当代中国研究期刊和比较政治学期刊以外，《美国政治学评论》连续两年刊登了有关中国人事选拔体制的论文，运用对领导人的生平背景资料的统计分析来探讨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产生机制。当代中国研究主要学术期刊发表了很多对中国共产党和十八大的分析文章，特别是对现任领导集体和新一代领导集体特性的分析和讨论文章。对中共早期领导人及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也有很多关注。

　　2012年有多部关于中共领袖和党史研究的著作面世。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凯瑞·布朗撰写了胡锦涛的个人传记，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关注。俄亥俄首府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潘佐夫等出版了有关毛泽东研究的新著，揭示了中共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密切联系和互动，挑战了西方学界此前的主流看法，得到学界的热评。此外，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杜明有关毛泽东的法文新作也在法语地区得到热评。德文新书《毛泽东的中国(1893～1976)》在德国的中国类图书销售榜上也有不俗表现。

　　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偏重对新中国成立后政策出现缺失的一些短暂时期，以及这些政策所产生的负面社会效果的研究。这两年亚洲协会的伯纳德·施瓦茨图书奖以及美国社会学会的巴灵顿·摩尔图书奖都奖励了这方面的成果。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傅礼门等人还组织了对相关中文著作的翻译和整理出版工作，获得社会和学界的较强反响。

　　（二）在政策分析层面

　　在智库研究和学界与媒体互动的政策分析领域，各类研究者们围绕着十八大展开了对中共的研究，并据以推测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未来走向。西方的各大智库，包括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的智囊群体纷纷发表研究报告、出版著作、或举办研讨会，探讨中共领导集体的构成，进行发展预测。布鲁金斯学会的华人研究者李成在多个期刊上发表文章，以十八大党的领导集体交接班为重心，对中共领导集体产生机制进行分析，探讨中共领导人和党的体制特性。美中经济暨安全委员会2012年初发布了关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分析和预测报告。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围绕着十八大发布多部中国分析系列报告，还在2012年12月出版了《十八大后：将是什么样的改革？》，对新领导集体和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汇编中国学者观点，在2012年11月出版了《中国30》一书。书中收集了中国政治、经济和管理学领域近20位学者关于中国模式、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正反两方面的主要观点。

　　西方媒体在中国的活跃以及媒体与学界的密切互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2012年西方学者们没有推出大部头的对十八大人事安排进行具体预测的专著，而主要是在大众媒体和政策讨论会上一展政策分析和预测的功力。西方的主要媒体，包括英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通过增派驻华记者，开设中国专栏、中文网等方式加大了关注力度。利用网络时代的优势，英国驻华记者吉密欧和澳大利亚记者高安西等人很快把中国领导人变更的情况汇编成电子书出版，并在学界和政策界引起很多关注。

　　西方主流媒体在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乃至个人情况进行深度分析或系列报道时，在对报道对象的挑选、发表时机的拿捏方面颇有利用其公信力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意味。这也是网络时代各国政界和学界与媒体互动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联系到主要的西方“中国通”政要，包括曾经大力推进当代中国研究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等，以及布热津斯基等近来呼吁西方协调行动，主动干预中国政治走向，西方媒体在十八大期间的表现可能正体现出了西方软实力乃至巧实力的运用，也让人依稀看到了大国博弈的影子。

　　学界与媒体互动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发展，就是学者们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围绕十八大展开的争论。面对西方媒体习惯性地从负面报道中国党和政府的情况，旅欧华人学者张维为、中国学者李世默、在华工作的加拿大学者贝淡宁等，纷纷在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发文解释中国的领导人选拔制度，对中国治理模式表达了赞许，并在学者网上论坛解释自己的观点，回答不同看法的问题。可以说，不同观点的学者就中国政治和社会体制在西方媒体上展开了攻防战。

　　总的说来，围绕十八大进行的研究，不仅使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机制和人事机制有了比以前深入得多的认识，而且在中共党史和党史人物研究方面也有进一步的深入。

　　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模式和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是2012年西方的另一个热点。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预测

　　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持乐观看法的各类研究报告问世。2012年这种情况尤为突出。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的《全球发展趋势203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展望2060年》以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2030》等报告，都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甚至可能2016年就赶上美国。

　　借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渲染，顺应商界和西方各界人士抓住中国机遇的渴望，2012年也有一批分析中国商业机会的书籍畅销，包括《中国人需要什么：文化、共产主义和现代中国的消费者》、《聚焦东方：来自对中国青年营销第一线的报告》以及《十万亿美元的奖品：抓住中国和印度的新富》等。

　　（二）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西方的一个研究热点就是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软着陆顺利实现国内经济的平衡，还是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已经遇到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或难以克服的困难。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系统解析了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特性，分析了中国经济如何在行政过度干预和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夹缝中发展起来以及中国经济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后是否真正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拉迪还与在华工作的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就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在西方媒体上展开数轮公开辩论。在有关中国经济体制的分析方面，牛津大学的约翰·耐特等的《中国非凡的经济增长》一书从经济理论和具体实践角度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体制，得到学界关注。

　　2012年还有更多的西方主流学者投入中国研究。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界享有盛誉的罗纳德·哈里·科斯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百岁学者科斯与华人学者王宁的合著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提出“中国奇迹”的原因是双向的，政府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的改革开放，激发了市场的庞大活力，产生难以阻挡的“边缘革命”，释放的社会活力出乎原来的构想。

　　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表示担心。相关著作有：《廉价中国的终结》和《中国梦的终结：为什么中国人害怕未来》等。鲁奇尔·夏尔马的《经济突破型国家：追逐未来经济奇迹》一书断言：过去十年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飞速发展都是一种历史的反常；这种经济发展可能是一种无法持续，也不能复制的发展模式。穆迪和惠誉等评级机构以及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一些专家也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景持保留态度。

　　（三）对中国行业管理和经济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

　　一些研究还从行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如《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的脆弱金融基础》一书对金融体制的分析，以及《中国的超级银行：债务、石油和影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如何改写金融规则的》一书对国家开发银行的分析等。

　　一些从技术和体制层面分析中国创新性问题的研究受到社会和学界的重视。多年以来，一种看好西方未来的观点认为中国缺乏创新能力。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詹姆斯·法洛斯的《中国航空》一书，通过分析中国商业航空的发展，指出中国的体制限制了人才的创新性、灵活性。澳大利亚昆士兰技术大学的麦克·基恩的《中国的新创意产业园：治理、人力资本与投资》一书则分析了中国的创意产业与创新研究的发展和问题。牛津大学学者保罗·克鲁克斯也探讨了中国的科技战略能否提高中国的技术创新性，保证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

　　对中国治理模式的研究

　　从体制分析的角度考察中国的弊病以及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强调中国必须改革，是2012年对中国模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有关中国模式、改革和发展历程的研究

　　一些西方学者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忽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征，按照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思路分析中国模式。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延续，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无论思想还是体制却有很多传统理论上可归类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因而他们把中国归类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美国式的企业资本主义模式、德国的“莱茵—阿尔卑斯式”资本主义和日本的“集体资本主义”相并列。在《世界政治》2012年10月号上，美国东西中心的麦智涛把中国的发展模式定义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认为中国的市场体制是一种强力依赖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而不是法律条文和透明公开规则的体制，与建立在自由和法制基础上的英美市场体制有很多不同。

　　《近代中国》2012年11月号是讨论此议题的专刊。黄宗智、崔之元和美国学者伊万·塞勒尼等就中国模式的发展方向究竟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议题展开研讨。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则在荷兰学术期刊《中国情报》2012年11月号上发表文章，强调中国模式中长期被主流学者忽视的中共革命历史的传承，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

　　根据对中国模式的分析，一些新的研究强调中国改革的必要性。麦健陆从威权资本主义的角度看待中国模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对中国威权资本主义的挑战》一书认为中国如果不改革，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巴黎政治学院亚洲中心主任顾德明的《从毛泽东到资本主义，中国想要什么？》一书，肯定了中国政治体制几十年稳定发展的历史，但认为如果没有改革，发展是不可能持续的。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也强调中国需要重新定义政府的角色，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2012年出版的相关著作还包括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列塔等的《中国道路：资本主义和帝国》等。

　　对中国体制改革历程的研究也有新的成果推出。安·弗洛里尼与国内学者合作的《中国试验：从地方创新到举国改革》一书认为：中国的试点和政策创新实践为中国广泛而深入的改革提供了基础。《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和局限》与《中国民主改革的失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基层民主的中国特性。

　　（二）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习惯性地从政府与社会两分法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普通人的影响既是学界研究的内容，也引起了西方社会很多的关注。

　　首先是对政府与社会互动方面的研究。《中国的维稳政权：哲学、发展与政治》一书系统全面地对中国党和政府的维稳机制进行了分析。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学者陈曦的《中国的社会抗争和有争议的威权主义》则挑战了西方学界认为威权体制与群体抗争水火不容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信访和协商制度有利于弥补体制方面的不足。智库方面也有相关研究，如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中国的内部困境：圆桌讨论》，研究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在对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的研究方面，西方关注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环境问题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关于腐败现象，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魏德曼的《双重悖论：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贪腐增长》一书，指出中国严重的腐败现象与高速的经济发展共存是一个违背常理也与经典经济学理论不符的悖论，认为这种悖论应该不能长期存在下去。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卡洛斯·拉米雷斯则认为从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观察，1996年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不及1870年的美国；2009年中国的腐败程度只是与1928年美国的腐败程度相当。

　　（三）对环境问题和农村问题的研究

　　2012年有多部关于中国环境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著作问世，包括两部较有影响的力作。罗伯特·马克斯的《中国：环境与历史》，对中国环境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全面回顾和分析。美国大学中国问题教授夏竹丽的《中国的环境挑战》则根据5个核心分析概念，考察了中国的环境问题、政府的环境政策及其对中国与世界的意义。

　　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有多部著作问世，包括多伦多大学王慧玲、奥胡斯大学曹诗弟和安·比斯雷夫，南加州大学吉恩·库珀、田纳西大学华人学者钟杨、墨尔本大学迈克尔·韦伯、蒂宾根大学冈特·舒伯特和安娜·阿勒斯等。对社会福利问题的研究也有多部论述面世，如世界银行报告《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一种视角》等。但上述成果的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学术圈内。

　　（四）对中国普通民众和社会文化的研究

　　对普通人的研究一向是西方各界关注的热点。2012年出版的记述中国社会各类人士的幸福、困惑、矛盾和苦楚的书籍包括安吉莉·莎阿和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华志坚主编的《中国人的性格：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土地上瞬息万变的生活面面观》、康乃尔大学教授倪志伟和瑞典隆德大学教授奥珀合著的《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中国市场和体制的变迁》、新泽西拉马波学院的贝赫札德·雅格迈亚的《偶然的资本家：新中国人民的故事》，以及戴梦的《吃苦头：来自中国巨大的城市人口迁移第一线的故事》。加拿大历史学者格伦·彼得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海外华人》则考察了中国的海归问题。

　　一些从历史和文化方面对社会情感方面的分析，对西方深入认识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变化不无裨益。如美国西东大学汪铮的《勿忘国耻：中国政治和外交中的历史记忆》一书对于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和反感西方干预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使西方容易理解中国在很多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些政策和举措。悉尼大学的詹姆斯·赖利的《强国、智国：中国对日政策中公众舆论的凸起》一书也对西方理解因钓鱼岛而陷入紧张局面的中日关系有所助益。

　　中国发展对世界的意义研究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研究，包括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研究有很多进展。2012年的一个研究热点就是从西方各国本身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发展。研究的内容主要围绕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全球的环境、气候变化、资源问题，以及中国发展对整个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的意义。

　　（一）中国发展对当今和未来世界秩序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危机的加深，对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为首的现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意味着什么？这是许多学者关注的内容。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在《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一书中认为美国衰退之后的世界并不是中国的世界；未来的世界可能是混沌的、缺乏合作关系、紧张的多极世界。乔治城大学教授库泊辰的《非任何国家的世界》也持相同的观点。美国著名媒体评论员法里德·扎卡利亚在《后美国的世界：20》一书中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情况。

　　一些学者从多角度论证美国在制度、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相对看淡中国的发展前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专家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国家因何衰落：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认为由于中国模式不具有“包容性”，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地缘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普兰的《地理的复仇：地图预示我们未来之冲突和命运之抗争》则根据地理分析预测中美等国的未来发展。美国外交问题专家伊恩·布雷默的《独自为战：G零世界的赢家与败者》认为中国受各种国际因素影响，未来发展难以预测。

　　（二）对中国发展的负面看法与理性思考

　　对中国发展的负面观点突出表现在对世界资源分配的分析方面。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从全球夺取更多的资源，压缩其他国家的发展空间，其他国家要进行反制。《水资源：亚洲的新战场》和丹比萨·莫约的《赢者通吃：中国对资源的争夺以及对世界的意义》都是从中国发展加剧世界资源短缺的政治经济意义方面分析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的《中国在购买全世界吗？》一书，认为中国购买全世界的看法是有误的。

　　在对中国发展的理性分析方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谢德华的《中国的逻辑：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西方》一书，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按照西方思维、融入西方体制的过程。英国学者麦克·巴尔的《谁害怕中国：中国软实力的挑战》则理性分析了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态。印第安纳大学的甘思德等也出书分析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换前景。

　　一些研究者还开始从中国的管理理念、治理模式对西方乃至世界有何借鉴意义的角度从事研究。这方面的书籍包括《21世纪的治国之道：东西方之间的中间道路》、《中国、西方和新公共管理的神话》等。

　　（三）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分析

　　英国学者马丁·亚克再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重申一个崛起的中国意味着这个世界将不再是完全由西方主导的。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玢的《中国的第二次崛起：对理论的迷思、困惑、悖论和挑战》一书则从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解密了中国在新时代的复兴，并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日本、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华人学者张维为的《中国潮：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与西方不同的文明的崛起。

　　与此同时，对中国未来存疑的观点也存在。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勒特韦克的《中国的崛起与战略的逻辑》一书认为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发展所面临的困难、阻碍越来越多，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的反对势力越来越趋向于联合起来抗衡中国，中国的未来可能会走向衰退。

　　中美关系研究

　　（一）中美关系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

　　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和文人从自己和党派的政治利益出发，把中国研究与本国政治搅到一起，作为国内政党恶斗的工具。这一点在美国尤为突出。201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讨论美国衰落，缺乏自我反省地指责中国成了热门话题。批评竞选对手对华软弱，突出对华强硬成为两党竞选人的共同选择。共和党的智囊推出《向北京低头：巴拉克·奥巴马是如何加速美国的衰落，以及引导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世纪的》一书攻击奥巴马的中国政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资深主任杰夫里·贝德则出版《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一个内部人对美国亚洲战略的解释》进行回应。

　　（二）中美合作和竞争关系的分析

　　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发展对美国和西方未来的影响等，不仅是贯穿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议题，也是与美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理论和政策研究课题。这方面的研究除了被用来进行政治斗争外，学界和社会其他方面也有很多理性的研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主编的《纠结的巨人：美国和中国》一书考察了中美两国有限的合作和越来越多的竞争，对当前中美关系及其历史和未来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分析了中美既相互疑虑又相互依靠的特殊关系。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与美国军事战争学院的安德鲁·斯科贝尔的《中国对安全的探寻》分析了中国发展的脆弱方面，强调中美的良性互动可以达到双赢的结果。澳大利亚战略学家休·怀特的《中国抉择：为什么美国应当分享权力》一书则主张美国与中国通过“分享权力”来避免冲突。丹麦皇家国防学院奥德高的《中国与共处：北京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的马丁·史密斯的《变化的全球秩序中的强权：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也对复杂的中美关系有细致的分析。

　　（三）中美以及中国与西方关系发展历程的研究

　　2012年出版并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反响的著作包括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文安立的《不得安宁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和世界》，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环境政策博士埃里克·多林的《当美国初次遇见中国：一个在帆船航运时代关于茶、药品和金钱的异国历史》。前者分析了中国在过去两个半世纪与西方复杂的交往和对抗的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中国对西方产生的各种极端的心理反复，认为向西方学习使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获益良多。后者则分析了中美两国200多年的交往，考察了交往中一些具有持续性的特性。美国外交官小约翰·P·戴维斯《中国通》一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交往，特别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有生动的描述。该书为美国当时如何“失去中国”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2012年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新发展

　  （一）更多的比较研究，政策分析的特性凸显

　　中美两国几乎同时进行领导人换届，这给了学者一个比较两国选举制度的机遇以及对政策分析的现实可能性，一些相关的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对这样一个政策特性十分显著的研究领域，西方学者除了出版著作、发表论文外，还纷纷在政策论坛、公共媒体、智库讨论会和政府与总统选举智囊团中一展自己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这突出表现在多位学者对2012年中美两国政坛发展变化的分析和评价方面。

　　从学术理论发展来看，2012年还出现了一些批判性地考察西方的传统政治学理论，试图把中国或东亚的事例融入西方主流社科理论体系的研究。如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江忆恩根据东亚检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思考等。

　　（二）中外交往互动更为频繁，华人的角色突出

　　以往，在美国政治学界的华人学者基本上都局限于研究中国问题，在主流政治学界默默无闻。2012年，华人学者不仅有一些著作得到主流的关注，在主流学术期刊方面也有较好的表现。同时，在中国研究机构工作的西方学者在西方媒体和学界也很活跃，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中外合作越来越多，中外学者的交流和互动日趋频繁。一些中外学者联合发表研究成果，另一些学者则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展开学术争论。一些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思想的看法也以英文书籍的形式在西方出版，如《中国人的社会：变化与转型》和《当代中国政治思想：辩论和观点》等。

　　在中国国内也有多个汉学学术研讨会召开。如2012年10月第四届“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11月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这些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包括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大批西方学者与会，较好地交流了中外学界的最新成果。

　　（三）研究成果的更新频率加快

　　近年来，西方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材料和学术观点的更新步伐加快。以往一些著作的更新周期为十年左右，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书则是三五年更新一次。现在的更新速度更快，一些2011年的新书，2012年根据新的材料就更新再版了。材料更新的加快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发展，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金融海啸后西方学界对自身研究历程和理论局限性的反省，反映了缺乏成熟理论指导的西方学界重新认识中国的新视角。此外，现代出版技术的发展也使图书出版的步伐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