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执政党。把学习型放在首位，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富泉，请他就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及分税制改革进行分析。
记者：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分别就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决定，现在又到了一个十年节点，当前，改革发展进入到关键时期，市场化改革如何深化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今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现在面临“本领恐慌”，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当前迫切需要通过学习努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寻找新的突破口。作为长期研究邓小平改革开放战略思想的专家，请您就此谈谈体会。
张富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党要来一场“学习的革命”，
太重要、太及时了！今天推进市场化改革所遭遇的疑难问题，实际上也是个学风、文风、作风问题。比方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的书饱含着改革释疑解难的经验智慧与深刻哲理，看起来简单也很好读，但把它真正弄明白并消化运用实属不易。在此我们以习近平“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为指导，重温邓小平“三步走”战略设计的原著，即“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而“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
这里，后一个翻两番要比前一个翻两番多出10年甚至30年，且在邓小平看来“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1987)。这就表明“三步走”战略部署，既重GDP更重质量效益与环境。因为“前两步”翻两番是在改革之初短缺经济时期，此时发展是硬道理，GDP新增财富越多效益也越好。但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有了“前两步”翻两番的物质基础，此时生态环境也是硬道理，“第三步”再翻两番多用10年甚至30年时间，显然是在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以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做到好字当头又好又快发展。可事实上，进入新世纪已经13个年头，我们的目标还是“十年翻一番”，并没有把工作重心转变到市场化改革上来。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迟迟不能到位，这就不能不带来生产过剩和资源环境等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问题。
记者：也就是说推进市场化改革，必须跳出“十年翻一番”的惯性掣肘。但不少学者认为，目前的产能过剩就是市场经济带来过剩的必然反映，有的还借此现象对在中国搞市场经济产生新的置疑？
张富泉：目前较普遍地存在着的产能过剩问题，事实上并不是“市场经济带来过剩的规律性反映”，恰恰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尚未形成的结果。前面我说过，由于对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思想还学习消化不够，并没能跳出“十年翻一番”的惯性掣肘，在“前两步”战略目标导引下又走过了十几年。而此时已进入新世纪，短缺经济时代已告结束，卖方市场全面转向买方市场，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到位、13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远未拓展的情况下，仍局限于“十年翻一番”的目标，显然只能釆取政府推动、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所谓真理迈过去半步就是谬误，GDP崇拜演绎的结果，势必导致生产过剩并带来结构失调、生态失衡、竞争失序和贪腐滋生等诸多问题。
记者：不再提“十年翻一番”的目标，那么该提个什么目标呢？是不是不提这个目标，就能建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呢？
张富泉：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进入新世纪“第三步”战略目标期，应当是“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了！中文词义丰富，三、五连用表示概数，言下之意此时要把工作重心转到推进市场化改革上来。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一旦形成，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发挥，完全可以好字当头又好又快发展。因此，这个时候提不提多少年翻番已不大重要，最重要的是思想观念和工作重点要转向市场化改革。有了这个根本性转变，抓住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的主要矛盾，自然也就有了实现改革最终突破的好办法和突破口。
记者：推进市场化改革确需找准突破口和好办法。您硏究邓小平战略思想20年，还岀版了《邓小平战略设计：共同发展富裕的中国定律》的一书，能不能谈个逻辑上说得过去、老百姓听得明白、实际操作能解决问题的改革方案呢？
张富泉：所谓大道至简，我看真正能实现改革突破的方案就得具备你说的这三条。其实，真正符合这三条标准的可行性方案，就蕴含在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中。我们说读邓小平的书，应把中国改革的生动实践当作它的另半部来读。中国改革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一路走来，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是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楼继伟，2013）。回顾改革之初，为实现“前两步”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自1980年开始实行省级财政大包干，1994年又在原承包基数上改为分税制，打破全国财政“大锅饭”调动起地方积极性，到2000年全国GDP比1980年翻了两番多，按当年汇率人均946美元基本达到邓小平所预期的小康目标。此后进入新世纪“第三步”战略目标期，继续沿着“三步走”战略设计的逻辑路径，就应毫不迟疑地转向构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
为什么强调要跳出“十年翻一番”的惯性掣肘？因为只要真正转变到推进市场化改革上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再突破就势所必然，完善分税制改革就会给出一个好办法和突破口。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财政分权改革以来，实行按常住人口均衡政府间财力的分税制，即为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本质特征和国际通则。最典型的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州政府间可用财力按常住人口百分之百地均衡；德国增加了一个人口密度权重指数，人均财力最高的城市州也只能高出30%。财税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正义与平等竞争，首先就须做到“让每一个处于平等地位的人获得平等的财政对待”（布坎南，1950）。这具体反映到分税制上就是实行政府间人均财力横向均衡的公共财政制度。
应当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守则与要求，搞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也概莫能外。因此，是不是按常住人口标准实行政府间财力横向均衡，实质上就是衡量分税制改革是否完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是否到位的一个基准尺度。
这样看来，以往基于“十年翻一番”所采取的“承包式分税制”，显然还是一种过渡性体制，而且已经是严重超期服役并残缺不全。说它是“承包式分税制”，是因为最初的财政承包制，就是全国财政供养人口不再统发工资，改由省级财政大包干，后又改为分税制，其承包基数与递增分成被作为税收返还的一块至今仍在延续。同时，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一块，虽然自2008年开始采取因数法计算地方财力，增加了“适当考虑人口规模、人口密度”
因数，但仍未脱出分东、中、西部不同标准按财政供养人口再分配的窠臼。像这样，不能按国际惯例以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新的市场机制，结果势必导致出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但人口却不能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胶着状态。
一方面，市场经济平抑差距、调适自然等“用脚投票”的规律性作用得不到发挥，只能把差距拉大、市场分割、生态环境和“三农”问题等大量无解的方程揽给政府；另一方面，相应造成所谓“市场失灵”越来越多要靠政府来调控的假象，这就势必带来区际差距越拉越大、政府掌控资源越来越多、权力腐败越来越严重、市场化改革却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远的恶性循环。
记者：由此说来，推进市场化改革关键在于以人为本。完善以常住人口均衡地方财力的分税制，不仅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与平等竞争，也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解决改革发展难题的当务之需？
张富泉：的确如此！比如，目前我们正面临着的生态环境与贫富差距问题。怎样避免这个问题，根据钱正英总结出北京延庆县的经验是“人进沙进，人退沙退”，意思是解决生态环境与贫困化的治本之策莫过于人口迁徙。换言之，就是要靠推进市场化和完善分税制改革、按国际惯例以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从而刺激与鼓励沿海和城市发达区积极接纳人口，以推动人口有序流动来解决生态环境与贫困化问题。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前两步”时期，没有富裕就无所谓贫困，资源环境那时也不成其问题，而进入“第三步”战略目标期这些问题都来了。这就说明新世纪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亟需市场化改革登堂入室，尽早到位避免小毛病酿成大病痛。但在完善分税制改革的关键时期，由于“十年翻一番”的惯性影响，“承包式分税制”的惯性掣肘，加之实践表明寄希望于权利部门深化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结果致使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迟迟不能到位，政府大包大揽的寻租空间越来越多，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规模与名目越来越宠杂。
据相关资料反映，现专项转移支付已占到中央对地方整个转移支付的40%以上，共有近300个项目其范围几乎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所有事权与预算支出科目，每年其转移支付总规模已不下2万亿元，于是乎带来所谓“跑部钱进”阳光下的腐败五花八门、乱象横生。实事求是地说，凡专项支付涉及到的几乎所有经济事务，本来都只有也只能靠市场机制的流动性作用来解决问题。但由于市场体制性缺位却将它视为市场失灵，结果习惯性地都由政府给包揽起来，最终无非是“花一笔钱、养一批人”了事！由此可见，邓小平讲“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说明他早就预见到会有20年战略转换期，满打满算也只有七年了！如果仍停留于“十年翻一番”的惯性掣肘，继续流连于不完善、不规范的“承包式分税制”，劳动力自由流动但人口却不能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胶着时间过长，改革的美好前程就会有被慢性葬送的危险！
记者：财政再分配具有专业性，一般老百姓还看不大明白，但只要上网给点击一下地方官自曝“跑部钱进”，的确是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乱象横生。但如果另起炉灶、重新洗牌，一步到位就过渡到按常住人口均衡政府间财力的分税制，这有没有可能？会不会产生什么体制性振动呢？
张富泉：其实，完善按常住人口均衡政府间财力的分税制改革，其本质特征是以人为本、大道至简，透明度高且可操作性强，不存在任何寻租空间，而且只涉及到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部分，改革权基本上是在中央财政。这与当年财政承包制转向分税制比较，不涉及到地方财政利益调整的刚性，因而也不存在同地方讨价还价商量的纠葛。特别是实行这种以常住人口再分配的完善的分税制，是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构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应有之义和本质要求！莫说没什么工作上的盲点、疑点与难点，就是深水区也要坚决趟过去！
就具体操作而言，主要就是要把现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作为地方财力均衡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补充补助部分，按常住人口一个标准以实现政府间人均财力横向均衡。并按照事权财权相一致的原则理顺事权关系；规定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特殊补贴，对自然灾害的救助拔款和重大国际活动的补助拔款继续保留，且不记入财政均衡计算范围即可。
这里需提请注意是，目前统计中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与国际分税制意义上的标准常住人口均有差异。比如，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广东省常住人口为1.04亿其户籍人口却只有8500万，而河南省的常住人口是9400万其户籍人口却有1.04亿。两个拥有1.04亿人口的大省，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差别这么大？显然是劳动力市场化配置但人口却不能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所致。河南劳动力流向外地把大量抚养人口留在户籍地，则意味着其劳动力输出与劳动财富的外溢；而广东接纳外来劳动者在获得劳动财富时，也或多或少为之提供了某些公共服务或是公共服务的外溢。把这种劳动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的非真实因素剔除出外，即为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分税制的标准性常住人口。
记者：看来完善分税制改革再突破，计算出标准性常住人口还有点难度。请问有没有办法剔出统计常住人口中的非真实因素呢？
张富泉：对此，邓小平在设计“三步走”战略时，还曾提出沿海和内地“两个大局”战略措施。这就是“两步”内地顾全沿海率先开放的大局，采取东、中、西纵向非均衡区域规划并实行“承包式分税制”的非均衡区域政策，如期实现了用两个十年翻两番的目标；而进入“第三步”沿海服从内地共同富裕大局的战略目标期，按区域非均衡与均衡发展相辅相反的悖理和“两个大局”战略“反过来”的逻辑路径，则需从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上“反过来”，也就是要将现东、中、西纵向非均衡财政经济区，合纵连横构建以珠三角城市群横向连接长江中上游共12省的泛珠三角、以长三角城市群横向连接黄河中上游共10省的泛长三角、以环渤海城市群横向连接黄河下游和华北东北共9省的大环渤海三大横向均衡性财政经济区，在保持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不变、地方财政支配使用主体不变的前提下，实行按常住人口“标准人”公式化分配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
这里的“标准人”就是以上将统计常住人口中的劳动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的非真实因素剔除出外的标准性常住人口，因而“标准人”公式化分配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就是结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完善的分税制，是结合国情民意与国际接轨的完善分税制改革的再突破。该方案仅限于中央财政对地方预算分配方式方法与国家规划体制的某种改进，或者说只是政府宏观管理适应区域市场公平竞争和促进全国市场统一的必要调整，改革成本与涉及面极小，但却能起到完善经济民主机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统一的＂四两拨千斤＂的效用，因而应是完全可行的。现在地方财政的路已走到尽头，应当说是非搞不可了。像这样改“承包式分税制”为规范完善的分税制，通过“标准人”公式化分配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将省级为主的东、中、西非均衡区域无序竞争，整合引导到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趋同俱乐部区域有序竞争上来，则如马克思所论述的通过起点公平以及规则公平而达致终点的公平（毛程连等，2003），即可最终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
记者：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以上所说跳出“十年翻一番”的惯性掣肘，推进市场化改革与完善分税制改革再突破，是不是就能释放中国改革的最大红利呢？
张富泉：这里，仅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例，改按国际惯例以常住人口均衡地方财力，那么也就如同国际通常情况一样，人口在哪就业安置就能把财政公共服务带到哪里，沿海与城市经济发达区就会乐意接纳人口，劳动力自由流动人口却不能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就能变为人口相应自由迁徙的全市场化，即期就圆了约2.65亿农民工包括抚养人口共4亿人进城的“中国梦”！而增加4亿城镇人口按我国城镇人口消费(2005-2010)为乡村3.5倍计，则意味着全国消费在现有基数上翻番，加上可转化农村分散无序投资为城镇购房安置等长效消费约10万亿元，每年仅扩大消费就达30万亿元之巨。且一旦进入消费拉动为主动力即发展方式转变的良性循环，沿海与城市发达区则将进一步成为产业与就业、人口与消费的集聚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上亿人口级现代化城市群和一批千万级人口中心城市的崛起，将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到更大提升，整个改革所产生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效益，即带给中国的巨大红利将不亚于再造一个沿海！
反之，没有推进市场化和完善分税制改革的再突破，仍局限于人口不能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状态，在沿海省域性城镇化已大多接近甚至达到70%的成熟期，统筹城乡区域的全国整体性新型城镇化则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果希图依靠户籍制度改革来推进，即使取消户籍比如以广东省东莞市(2011)为例，假设将其外来“新莞人”包括抚养人口共约995万人口全部接纳落户，则将意味着该市185万户籍人口的人均可用财力下降84.34%。显然，这种户籍行政性改革而非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势必导致出现新的“发展的贫困”，即经济越发达接纳外来劳动力与人口越多，地方政府的人均可用财力就越少。可以说这是沿海及城市经济发达区决不可以接受的！硬要推行则很可能宁肯发展慢些也不会接纳更多人口，那么推动农村人口转移市民化反而会严重阻碍人口城镇化即新型城镇化进程。因此，按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市场经济通则，任何市场经济国家概莫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理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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