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性的研究观点还有，武力[12]从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最大限度集中资源用于工业化的特性，对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简要评价。他指出，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起码适应了新中国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具有以下两个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无能为力的作用：（1）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如水利工程）。（2）在经济落后和高积累的情况下，除了在个别非正常时期外，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另外，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所形成的城乡隔离，在客观上也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这就为20世纪80年代的体制外改革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基础。同时，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管理水平很低，力不从心，但是毕竟提高了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积累了丰富的计划管理的经验教训。这对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

　　董志凯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集中全国力量办工业的作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体系，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学习和实施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制度。由于受中国自身条件的制约，事实上，“理想的”计划经济制度在中国难以实现，受计划管理制约的那一部分经济活动也多少“走了样”。其中一个典型的现象是：近30年的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制定和实施的5个五年计划中有4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唯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正式颁布。情况表明，相对于苏联曾将计划当作“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有效发挥作用的时空是有限度的，对实现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最佳结合，对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都难以达到，妨碍社会主义经济活力的进一步发挥。因而，学术界有许多研究观点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经济发展上，虽然起过不容否定的重要历史作用，但其存在许多严重的弊端，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压抑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社会管理体制日益僵化，极大地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影响和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13]

　　刘国光也指出，建国初期新中国选择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质是一种高度集中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经济体制。具体体现在：第一是造成过度集中的国家决策体系，企业没有权力；第二是直接控制的经济调节体系，也就是指令性计划；第三是分配上统收统支，统负盈亏，吃大锅饭的平均分配体系；第四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的组织体系，以垂直的行政联系为主，缺乏横向的市场联系。刘国光在文中进一步指出，这种经济体制在我们经济生活比较简单、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而人民群众的要求又不高的情况下，对于集中力量搞建设，奠定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还是起了作用的。但从物质利益和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方面看，它不能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当时是靠政治来调动积极性的），也不能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安排生产，同时也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所以，从效率上说它是失败的，至少是不成功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可以用，资本主义也可以用。强调“计划”，并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的有效调控干预，对市场的缺陷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市场经济虽然在资源配置上有重要的作用，但市场经济在宏观经济综合平衡上，在竞争垄断的关系上，在资源和环境保护上，在社会分配公平上，以及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不能不要国家的干预、宏观调控来加以纠正、约束和补充。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地位，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统一计划的客观可能性与集中资源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等等，决定了要更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政府调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在国家调控的前提下起这个作用的；而且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也不是一切资源都完全由市场来配置，有些关键资源还要国家来配置。总之，要尊重市场，但却不可迷信市场；当然也不要迷信计划，但也不能把计划这个调节手段，弃而不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