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朴的起居生活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在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中，钟爱杭州、眷恋西湖的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外，就数陈云了。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40年间，陈云来杭州不下数十次。尤其是从l977年起，他每年春季都要来西湖小住，长时数月，短时数十天。

陈云一生的简朴生活，是有口皆碑的。“不接不送”、“不请不到”，这是陈云对自己，也是对地方领导干部迎来送往立下的一条规矩。他反对繁文缛节，每次来杭州，都不准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领导去机场迎送，在杭州逗留期间，也要求他们“不叫不来”。陈云在杭州外出时，不搞前呼后拥，只带秘书和几个随身警卫，车辆也是最少的．而且只乘坐国产红旗车。陈云来杭州，每次都要带上他的3件宝：一是延安时期就跟随他的一只旧皮箱，这只皮箱用了几十年，连皮制襟襻、拎手都断了；二是一台苏联制造的老式放音机，这台电子管的“老爷货”又大又重，是陈云专用来听评弹用的，在杭州坏过几次：三是一条薄薄的旧棉被，这是他外出临时随身盖用的。

陈云的穿着极为朴素，一套中山装、一双老皮鞋，天冷外出时．再加一顶蓝布帽，一件旧皮袄。他对住宿的要求也非常普通。有一次，宾馆想给他换一个美国产的马桶，他说：“不要了，还是用国产的。”每次来杭州，随行的亲属除了夫人于若木外，一般不带子女在身边。

在杭州时，陈云的三餐十分简单：早餐，豆浆一杯、面包两片加少许果酱、咸花生米一小碟；中餐，米饭二两、炒菜两盘(一荤一素)，荤菜经常是两段带鱼或一个猪肉丸子，素菜一般就是青菜、扁豆、小白菜、萝卜等；晚餐，米饭一两半、炒菜两盘，即一盘豆制品、一盘蔬菜。一次，杭州的厨师说陈云的饮食太简单，标准也太低了，提出要给他做几样杭州名菜吃。陈云听说后．马上讲：“我已经习惯了，还是吃我原来的那一套不变。不过，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倒想请你们给我做几样家乡菜吃。”陈云提出的家乡菜就是3种：一个是蚕豆泥．二是笋干煎豆腐，三是炒鳝鱼丝。南方稻田里就产鳝鱼，价钱也不贵。这几样菜，都是陈云幼年时就喜欢吃的。那时，他因父母早亡。被舅父收养，舅舅家开了一个小饭铺，舅母经常做这几样菜。因此，陈云对这几样菜有深刻的印象。

与苏州评弹结缘

陈云生长在江南，从小酷爱曲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或因病休养期间，常以听曲艺段子作为娱乐和休闲方式，他对苏州评弹，更是情有独钟。

评弹发源于苏州，流行于江苏、上海和浙江地区，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是江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说唱艺术。陈云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听评弹，先是跟舅舅在家乡练塘镇上的茶馆里听书，后来听上瘾了，有时大人不去就自己去，靠在墙边站着听。他后来风趣地说，这叫听“壁书”。投身革命后，陈云很少有时间听评弹。一直到解放后的1959年，因患病到江南休养期间，他才又开始听评弹。在以后的岁月里，陈云听的评弹之多，在国家领导人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也因此称自己为评弹的“老听客”。

上世纪50年代，陈云在杭州和上海、苏州等地，利用休息和疗养时间，听了大量的评弹书目，广泛接触评弹艺人、创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评弹艺术和解放后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59年11月25日至27日，他在杭州谢家花园(柳莺宾馆)主持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评弹界的第一次盛会。会议的最后一天，陈云就新书老书问题、长篇和中短篇问题、专业队伍和业余队伍问题、自弹自唱和弹唱分工问题、苏州话和非苏州话问题、组织领导和管理工作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他指出：“通过发动艺人搞创新和整旧工作，可以加强政治思想的领导。”“通过创新和整旧．可以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满足广大听众的需要；二是促进艺人的思想改造；三是提高书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强调评弹“这一艺术形式要发展，必须更深入工农群众。评弹艺术如能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掌握，他们可以用这种形式来教育自己，也可以参加创作，丰富评弹的演出书目”。

陈云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发展评弹艺术的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意见。从那以后，一直到1966年，评弹界几乎每一阶段的工作都得到了他的关怀和指导。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和评弹界中断了联系。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党内领导职务的情况下，决定首先在评弹艺术界实行拨乱反正。他来到杭州，接见了一些老艺人、老熟人，同他们谈话。消息传开后，评弹界的人们个个欣喜雀跃。

1977年6月15日至l7日，在陈云倡议并征得文化部同意后，他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评弹座谈会。陈云除了在会前专门写了《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书面发言，还在会上多次讲话，鼓励评弹界的文艺工作者，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建议说新书的艺人要读书读报，要了解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要学习一点马列著作。这样，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这对提高业务也有帮助。会议最后还形成了《评弹座谈会纪要》。应该说，杭州评弹座谈会所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不仅对评弹艺术，而且对整个曲艺界都有指导意义。后来的实践证明，它对当时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调动艺人的积极性、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