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粮食问题是民生的重中之重

　　陈云认为，“改善生活,吃是第一位的”；“粮食定，天下定”[5]125。中国是农业大国，却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力水平低，粮食单产不高。解放前，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大城市，自清朝以来就长期依赖进口粮食。建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争的摧残，农业生产水平较战前下降；经济恢复之后，人口及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同粮食缓慢增长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在相当长时期粮食问题形势严峻。而吃在人民生活中占了收入的60-70%，所以“粮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4]186。粮食关系着民生，也关系着国家建设，陈云告诫说：“粮食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的最重要的物资,现在没有任何物资比粮食更为重要的了。我们讲市场是否稳定,主要是指粮食局势和粮食价格是否稳定。粮食的局势和价格如果不稳定,整个市场物价就不可能稳定,国家建设就无法进行。”[5] 72-73他曾设想：“我们经常控制着一百亿斤粮食，什么杜鲁门、李鲁门，统统不怕。假如碰到荒年，全国有几千万人口没有粮食吃，统统国家供给，也可度过。”[2]13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长足发展，粮食供求实现了基本平衡，丰年略有剩余；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低，导致了一些地方忽视粮食生产，部分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陈云忧心忡忡。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粮食还是第一位……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5]280-281“稳定粮田在大粮食观点中，仍是一个要点。”[4]5151985年 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就抓紧抓好粮食生产问题指出:“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5]350这标志着“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说法的正式提出。1993年5月,陈云在会见青浦县及练塘镇党政负责人时再一次就粮食生产问题强调: “要重视粮食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抓好。有粮吃与要粮吃味道不一样，有粮吃主动权在自己手里。”[6]446

　　这些论述集中反映了陈云非常重视粮食对民生的意义。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成为陈云关注最多、投入精力最大的一项工作。

　　首先, 采取措施，千方百计使粮食增产。建国之初，陈云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增产的具体措施，包括采取组织劳动互助、提高耕作水平、兴修水利、推广优良品种等等[7]31。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50年底,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 16.7%，为2 643亿斤；1952年底达3 278亿斤，创历史新高。陈云主张以工支农来实现农业增产。这包括在逐步增加农业投资的同时，不断加强对支农工业的投资，以增加化学肥料、化学纤维、农药、拖拉机和排灌设备等物资的供应。他特别强调化肥的作用，说：“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大规模地发展化学肥料，这是农业增产的最快、最重要的一条。” [5]79他要求尽可能地加快氮肥工业的发展，并负责了氮肥厂的规划设计、战略部署和组织筹建等工作。事实证明，化肥对夺得农业丰产、改善我国粮食短缺和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状况大大有利。水利亦是实现农业增产最可靠的办法之一。根据我国河北、山东、河南、苏北和安徽北部等地多是旱灾情况，陈云主张把水搞成像电网那样能在很大的区域里调度,实现南水北调,可以搞许多扬水站。他一直认为中国增产只能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主要办法，是搞化肥、修水利。

　　其次，注意运用经济杠杆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陈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如果五亿农民没有积极性，要想使粮食过关是不可能的。”[4]283这必须从政策、措施上来保障。1953年, 为扭转粮食市场上国家购少销多的局面，解决严重的粮食供求矛盾，陈云经过比较权衡最后选定了“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统购统销政策，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事无大小,统统计划是不行的，应该是大的方面计划,小的方面自由。他提出除粮食、棉花及其他主要经济作物由国家掌握外，其它都可由农民自由经营；并要求统购粮食时必须做到数量适度，余粮可以到自由市场出售，国家与农民利益兼顾。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阐述了他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理论。随即一些省份相继开放了在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过去农民停止生产的一部分土产品又恢复了生产，活跃了城乡交流，增加了商品供应。在陈云主管经济的过程中，他一直反对直接使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强调“在农业中发挥价格的作用,这不仅仅是为了计算上的方便，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作为一种影响资源分配的手段”[8]。陈云认为对农民拿价格政策来指挥，再配合以市场手段，农民就会按照国家设想来配置资源。在陕北边区，他就运用提高盐税,但不提高收购价而提高粮价的办法让农民转向春耕。在东北，陈云指出必须按经济规律办，粮食和羊草的价钱不宜定死。“只要有利，农民必来；牌价太低，农民必不来”[9]。1950年 5月,在工商局长会议上陈云发言指出:“工业固然要维持，但不要忘了农业，麦收后不要谷贱伤农。”[10]实行统购统销后，陈云也从“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的原则出发，进行价格调节，提出对粮食收购价格要放到适当地位，不能违反生产规律。为了价格合理，他认为“办法是统购统销价格要让农民评议，其他的来点自由市场，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4]104。在“文革”前，粮食购价基本上参照当时市价，并逐年提高。这对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意义重大。

　　陈云始终把粮食问题与农民生活的改善二者联系起来。他曾深情地说:“现在要研究有什么利可让农民得，农民有什么利益要我们去保护。”[1] 324保护农民利益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减税。建国伊始，他就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表示由于战争的原因，农民负担占到了其收入的20%，不能再增加。他主张只向主要农产品征税，并以通常产量为固定标准，适当减轻农业税，对农村小量货物交易不征税。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元气大伤，他提出安排好农民的吃饭问题，主要是减少粮食征购。他说：“收购农产品，手不要太狠，要注意改善农民生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5]156必须先让农民保留必要的口粮，目前要先顾农民，再顾工人[6]86，通过进口一些粮食，向农民少拿粮食。为压缩购买力，他主张精简“大跃进”中多招收的一千多万工人。“文革”后，为解决人民生活中长年积压下来的“欠债”, 陈云提出一大举措，就是多进口一些粮食, 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在1978年3月21至2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2 000万吨。他说:“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好解决了。摆稳了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安定了。”[5] 236当时进口粮食国家要贴钱，国内粮价也要补贴，但陈云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负担，很值得：“我们换得的是市场稳定，有肉吃，有菜吃，可以进行体制改革，可以使得经济作物发展。”[4]496

　　实践证明，陈云由粮食问题入手来解决民生问题的主张，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与人民利益的。据统计，粮食统销的范围包括市镇、工矿区、经济作物区、农村人口中约10%左右的农村缺粮户和约占农村人口10%的灾区农民[11]。同时，粮价的稳定保证了物价的稳定。“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1.3%，而物价指数平均仅上涨1.1%[12]。这既保障了民生,也照顾了贫困人口的粮食消费。陈云的重粮思想及为解决粮食问题而作出的努力,对于当今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