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云在遏止投资饥渴方面的思想和实践

　　　  由于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出于国家安全和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需要，采取了加快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从而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以经济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建设型财政体制。从而也使得我国的经济运行表现出供给约束型的波动。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前43年里，我国共发生了6次经济波动，即：1953—1954年；1956—1957年；1958—1962年；1970—1971年；1977-1981年；1987—1991年。这六次经济波动，都是由国家投资规模过大，即投资需求超过了供给能力而导致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供给约束型”波动。陈云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其退休之前，经历了这六次波动，除了文革期间的那次波动外，其余五次陈云在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熨平波动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不仅对波动的原因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提出的应对措施也是非常有效的。

（一）从制定计划入手来遏制投资饥渴。

陈云在主持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即主张计划要留有余地，要注意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和外汇平衡。在“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和缺乏经验，曾经出现过两次小的“冒进”，即陈云在1956年11月所说的“经济建设，一九五三年是小冒，今年又是小冒，比一九五三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2]因此他在1956年10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关于制定1957年的年度计划时就指出：“我国的建设规模究竟应该多大，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前三年的建设基本上按计划进行，今年规模大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要很好解决，现在国内市场很紧张，人人都有意见。今后搞建设，粮食、肉、植物油等吃的东西必须得到保证。”[3]陈云还认为“看清楚商品供应紧张的原因很重要。这样就不会只在内部吵架，而不从整个财经工作中找原因。只在内部吵架，打破头也解决不了问题。”[4]这里所说的商品供应紧张，实际上就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短缺”。陈云从整个经济体制和建设方针层次去寻找原因，从制定计划时做到“四大平衡”来保证经济建设规模不超过国情相适应。[5]

当中国因为“大跃进”而使得国民经济遭遇到严重困难以后，即在1962年中国结束第二个五年计划、准备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时，陈云提出：“把十年规划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并且确定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对我们妥善部署财经各部门的工作有好处。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而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6]在谈到调整1962年的年度计划时，陈云又提出：“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材料的分配，要先满足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