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决策之一：主张恢复金融研究所以加强对资本主义的研究

　　1973年5月5日，陈云在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外贸计划和价格等问题时指出：“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都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的外贸特别是进口关系很大。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很敏感，现在消息又快，美国的播种面积、各地气候变化都会很快影响世界价格。”

　　1973年6月，陈云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谈话时，更进一步提出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他还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他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10个重要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特别是对外国银行给我们的透支便利进行利害估计。6月7日上午，陈云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副行长兼中国银行总经理乔培新等人谈话，请中国人民银行帮助收集有关国际金融和货币10个方面的材料：（一）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1969年至1973年的货币发行量，外汇储备及其黄金储备；（二）现在世界黄金年产量，其中主要产金国的年产量；（三）800亿欧洲美元分布情况；（四）经济繁荣、衰退、危机的行业标志，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1969年至1973年的钢铁、机械或其他基本建设投资；（五）美、日、英、西德、法各国度过危机的办法及每次危机的间隔时间；（六）美国同英、日、西德、法各国的主要矛盾及经济上矛盾的表现；（七）美国和日、英、法、西德各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世界上货币总流通量和世界上黄金总持有量之间的大致比例；（八）美国1973年对外，包括转移、驻军、投资、旅游、贸易等方面的赤字；（九）对世界经济和货币、金融情况的近期和远期估计；（十）外国银行给我们透支便利的利弊。

　　在谈话中，陈云指出：人民银行要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撤销的金融研究所搞起来，担负起全面经济研究的任务。他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供求关系、货币关系的变化通通反映到外贸上来了，不搞研究机构怎么能行！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

　　对金融研究所的研究任务，陈云也多有考虑。他说：机构搞起来之后，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过去没有《参考资料》，只有《参考消息》，但过去这方面的材料我是都要看的，重要地方还画圆圈。像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他还着重强调：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还举了延安时期对边币和法币关系的研究的例子，以强调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乔培新同志你还记不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我们研究边币对法币的关系？你那时是货币发行处处长，崔平同志是兑换所主任，那时每星期都要开会研究盐的价格和运费。”他还对外贸部和银行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外贸部的任务是管好商品价格的波动，要当好国家对外贸易的业务经理。银行的任务是管好货币的波动，要当好国家的外汇财务经理和金融经理。银行要有专门在这方面搞研究的人。如果这个工作不做好，将来会犯错误。”

　　根据陈云的这一思想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当时有人讲现在人民银行可以借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汇资金，但在国内碰到这样做是否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的质疑，因为早在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为《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个棘手的情况，陈云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是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即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不然就行不通。首先要弄清这样做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就可以找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过去没有75%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因此，规章制度也要变动一下。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由于陈云的支持，1973年筹措到外汇资金10亿多美元，支持了对外引进工作的需要。

　　对金融研究所的研究任务，陈云也多有考虑。他说：机构搞起来之后，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过去没有《参考资料》，只有《参考消息》，但过去这方面的材料我是都要看的，重要地方还画圆圈。像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他还着重强调：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还举了延安时期对边币和法币关系的研究的例子，以强调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乔培新同志你还记不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我们研究边币对法币的关系？你那时是货币发行处处长，崔平同志是兑换所主任，那时每星期都要开会研究盐的价格和运费。”他还对外贸部和银行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外贸部的任务是管好商品价格的波动，要当好国家对外贸易的业务经理。银行的任务是管好货币的波动，要当好国家的外汇财务经理和金融经理。银行要有专门在这方面搞研究的人。如果这个工作不做好，将来会犯错误。”

　　根据陈云的这一思想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当时有人讲现在人民银行可以借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汇资金，但在国内碰到这样做是否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的质疑，因为早在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为《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个棘手的情况，陈云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是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即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不然就行不通。首先要弄清这样做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就可以找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过去没有75%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因此，规章制度也要变动一下。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