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诚与信任

　　1980年元旦刚过，王光美打电话来，约我们和她的子女会面。我和宋文郁赶到王光美家，几位年轻人已在客厅等候，见我们进来，都很有礼貌地站起来。王光美向我们介绍她的大女儿刘平平、二儿子刘源、三女儿刘亭亭，还有一个小女儿潇潇，“文化大革命”时太小，只有五六岁，就不参加我们的采访了。茶几上放着几本《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看来他们反复研究过了。

　　我打量着这三位共和国主席的子女，虽然都不曾见过，也不知道源源和亭亭，但平平的名字早在当年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上刊登的《智擒王光美》上就知道了。他们跟想象中的“高干子女”不同，看上去非常朴素平易，气质不凡，谈吐不俗，既流露出残酷岁月的深深伤痕，又颇为乐观大度。我相信我们会合作得很好。

　　刘氏姐弟没有任何客套话，开门见山地说，听母亲转达了你们的意见，也看了你们的复刊号，今天想当面听听你们的想法和打算：第一，你们为什么要我们写回忆父亲“文化大革命”受迫害的这段历史？第二，你们敢不敢揭示和写出全部事实真相，有没有驾驭这些材料的能力？第三，文章写成后贵刊敢不敢、能不能全文发表？

　　刘氏姐弟很坦率，我们完全理解，能否做出满意的回答，是成败的关键。于是，我们也坦诚地回答：第一，党中央即将为少奇同志平反，这是大前提。少奇同志惨遭迫害是“文化大革命”最大冤案，是历史的悲剧。我们之所以要专门写这一段，就是要把这段历史真相告诉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从中展现少奇同志崇高品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让人们永远记住这血的教训，绝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由少奇同志的子女来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比记者采访的文章更为亲切、真实和感人。第二，至于敢不敢写出全部历史事实真相，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已深入人心。三中全会前，我们敢写出“四五天安门事件”真相，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也没退缩，那么今天，我们更有直面坦陈少奇同志遭受迫害的全部真相的勇气。第三，文章写成后，本刊一定能全文发表。这不是我们文艺部几个人的事，今天到这里来，是经过本刊总编辑和编委会共同研究同意的，这些意见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决心。

　　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和刘氏三姐弟交谈十分融洽，我们的坦诚和决心终于赢得他们的信任，取得了共识。王光美时不时也插几句话，给予热情支持。双方商定采访从元月10号开始连续作战。最后，王光美留我们在她家一起吃便饭，我们也不客气地答应了，边吃边聊，如同在家的感觉。

　　震撼心灵的采访

　　采访从1980年1月10日开始，每天上午、下午都谈，连续长谈了4天。这是王光美和子女刘平平、刘源和刘亭亭姐弟3人坐在一起，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回忆和讲述那段真实的历史，憋了10多年的心里话，讲得那么坦诚、悲愤、热烈、奔放，就像江水冲开闸门汹涌澎湃。他们忍着深深的悲痛，讲述“文化大革命”如何突然掀起，在北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浑然不知；讲述《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前后少奇同志的不理解和困惑；讲述少奇同志如何据理驳斥林彪、康生和江青一伙的诬陷，用生命捍卫宪法和保护干部；讲述少奇同志和王光美无私无畏地面对残酷批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和折磨……

　　回忆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王光美一直承受着最大的心痛：听着孩子们哭述她伤心，自己讲起悲惨遭遇也伤心。尽管残酷的批斗和十多年监狱早已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她也强忍不住老泪横流，讲到伤心处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捂着鼻子背过身去，或者到客厅和餐厅一角擦泪，由孩子们讲；一会儿又转过身，忍不住插话讲述起来。有一次潇潇回来，姐姐哥哥拥着小妹，讲起最后生死离别，向赵阿姨“托孤”，潇潇忍不住当着记者的面失声痛哭。当讲到少奇同志生命垂危时被押往开封一个秘密的“特别监狱”，含冤惨死时白发一尺多长，运往火葬场时双脚还在吉普车外面拖着时，这撕心裂肺的悲痛，使王光美再也忍不住，跑到房间里呜咽好一阵，稍为喘过气又出来一起回忆述说。

　　我和宋文郁听着他们的讲述，残酷的历史真相使我们异常震惊；看着他们悲痛欲绝而又刚毅无比的情形，我们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宋文郁是位老记者，他激动地对我说：“在我25年的记者生涯中，进行过无数次采访，而如此震撼心灵的采访，这还是第一次。”是的，这是我们毕生最难忘的采访。那时我们没有录音机和摄像机这些设备，全靠我们紧紧握住笔，用极大的毅力克制着颤抖，还要不时揩着模糊眼睛的泪水，不停地记录着。我们的采访是“残忍”的，因为这是在王光美和刘氏姐弟心头撕开最悲痛的伤口。但是，为了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历史真相，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发生这类惨剧，我们又必须继续采访下去。

　  平平、源源和亭亭也讲述了他们被撵出中南海之后的悲惨遭遇，讲述他们和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同志的孩子们都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到处东躲西藏，卖血为生；为了躲避搜捕，14岁的亭亭居然敢从5层楼的窗户钻出去，紧贴着墙翻上楼顶逃命；为了寻找爸爸妈妈，源源深夜逃出监督劳动的农村，靠一把炒黄豆，走了三天三夜赶上火车；而平平从流放的农场跑了几百里，赶到火车站，火车刚刚起动，她一把揪住车门拼命呼喊挣扎，被火车甩下来晕倒，装进吉普车往回拉，刚苏醒又拼命往外跳。他们无路可走，只有写信找毛主席，毛主席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妈妈”。母子们这才得以在秦城监狱重逢。接着，孩子们又开始寻找父亲的骨灰，由于“四人帮”和“专案组”的严密封锁和阻挠，那又是非常艰难、充满悲愤和痛苦的历程。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找到最后一年多一直跟在少奇同志身边的原卫士长、警卫和护理人员了解情况；王光美出狱后，首先是要查找少奇同志“专案组”的有关材料，查阅到当时的原始医疗记录档案。从医疗记录里看到，少奇同志病重发高烧时，医护人员被迫一边高呼口号一边骂，一边打针，少奇同志两只胳膊和腿已经被针扎烂，“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少奇同志长时间疼痛难忍，双手乱抓。“专案组”不给止痛，却给他两个硬塑料瓶子捏在手里，瓶子最后已完全变成“葫芦”形了。这些真实而具体的记录，成了康生、谢富治一伙“迫害狂”的罪行铁证。

　  王光美也讲述了她12年的监狱生活。她说，她最想念的是孩子们，尚未成年就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最担心的是怕他们年轻冲动，干出傻事来。所以，孩子们每次来监狱看望，她总是要叮嘱他们一定要牢牢记住爸爸的嘱咐，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事，绝对不能做对不起爸爸的事。王光美很欣慰地告诉我们，她生的4个孩子都很争气，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在最困苦的条件下，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学，而且非常刻苦。当国家恢复高考时，他们全凭自己的实力取得优异成绩。平平当上了翻译，后又留学美国，在以后4年里共取得一个学士、两个硕士学位，并获得博士学位，创下该校历史奇迹。亭亭考入人民大学，后又成为新中国第二个考入美国哈佛商学院并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潇潇以当年总分第二考入北京大学，后又保送德国攻读生物学硕士。我们采访时，源源刚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同我聊起毕业分配的事。作为少奇和光美同志唯一的儿子，他不打算出国留学，而是要遵从父亲的遗愿到最艰苦的基层工作，立志做人民的好儿子、多为人民办好事。他不肯去条件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而是选择父亲生前工作过、视察过、最后在那里去世的河南省，在父亲生前视察过的公社担任副主任，要替父母和家人报答河南人民的恩情。

　　连续4天采访初步告一段落后，宋文郁和我向杂志社编委会详尽汇报。尽管大家都是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但许多事实都是第一次听说，都非常震惊和感动，认为这是非常珍贵、非常难得、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回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控诉，一定要“下决心搞好，下决心在第3期发，下决心给足篇幅！”